针对在香港回归问题上舆论界右翼言论一边倒的状况，在舆论处的指引下，我打响了反击右翼言论的第一枪。针对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带头盲目反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我也与他在报刊上“过了几招”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看香港的一切。办公桌上由综合处送来当天香港所有左、中、右的报纸和杂志，还有一大堆关于港英政制、历史、舆论方面的书籍，真是琳琅满目。但当我打开每天的报纸，一股“恐共、拒共、反共”的热浪便扑面而来，当时整个香港的舆论是一边倒，倒向背离祖国大陆的一边。
年春节晚会上，当张敏明穿着潇洒的西装，在舞台上高歌《我的中国心》的时候，我和电视机前的全国观众都认为，那些穿着西装的香港人，一定和他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为香港将要回归祖国怀抱而欢呼雀跃，因为他们“都有一颗中国心”！可是这时我才发现，占香港97%以上的中国人在准备迎接回归祖国之际，并不像张敏明高唱《我的中国心》那样令人欢欣鼓舞，而是流露出反抗、怨恨、担忧和无奈的强烈情绪，和十亿大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相距十万八千里？难道五百万同样是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子孙就没有回家的感受？这里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去引导港人的舆论，激发港人的归属感？就成为舆论处的首要任务之一。
要研究香港的舆论动向，首先要对香港社会各阶级、阶层进行一个基本分析。香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对香港经济命脉举足轻重的大财团，由于担忧主权回归后政治局面、社会制度和自由经济的不确定因素，都纷纷撤出资金。其中最突出的是将公司的注册地点迁移到诸如英属处女岛、百慕达等地，美其名为避税，实际是对九七回归失去信心，这一行动对港人心理影响最大。
而中产阶级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及社会精英，从小接受的都是西方殖民教育，他们的语言、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已经彻头彻尾地西化，对中国缺乏认同感而纷纷移民。当时香港社会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太空人”。这些人先将太太孩子移民到外国，本人则留下来静观局势的演变，“太空人”成为这一时期香港社会最流行的“口头禅”。
作为最基层的市民，则是“难民”心态严重。他们中大多数是分三批先后从大陆跑到香港来的。最早一批是解放前后逃离大陆的，第二批则是三年经济困难期间大量从广东沿海地区投奔而来的，第三批则是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初期涌过来的。这些人群中，不少人或本人或亲属曾受到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不同程度的冲击，这就使他们在情感上对自己的祖国丧失归属感，他们又无资格移民，只好悲观而无奈地听天由命。当时有一个现象很有讽刺意义。港人把刚刚从大陆偷渡来的大陆人都讥讽为“阿灿”（因一部描写偷渡电影中的主角叫“阿灿”而得名）。这些“阿灿”们只要在香港找到工作，取得身份后，他们马上会转过头去大骂新来的同胞为“阿灿”，完全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了。
要大造有利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平稳过渡，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舆论高潮，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对在香港报刊杂志上肆意鼓吹“民主拒共”，极力散布破坏“一国两制”流言蜚语的御用文人给予迎头痛击。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当时的主要困难是，我们对香港社会、政治缺乏深入了解，也没有写作杂文、评论的经验。初时，也很想写点东西，但看着报纸上的那篇准备讨伐的文章，就是不知从哪里入手，常常呆坐在那里，头脑一片空白，一坐就是一整天，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很多事情都是逼出来的，你不出击，对手就更加肆无忌惮。就在我到港后的八五年12月至八六年1月，香港舆论界右派旗手齐辛（李怡，《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连续发表五篇长论。依次为《江苏人讲四川话》、《姬鹏飞主任访港备忘录》、《谘委组成如和尚打伞》、《姬鹏飞先生带来的讯息》、《“港人治港”的消逝》。这批文章围绕着两个月来，发生在香港的几件重要事件，如许家屯社长批评港府“不按本子办事”的谈话、香港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组成、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访港以及鲁平专家小组来港等事件，全面演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在文章中尽量避免攻击、谩骂的语言，力求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表达“民主拒共”的观点，在香港舆论界产生分量很重的影响力，带有极大欺骗性。我立即针对这一情况，及时写了一篇《齐辛近期思想动向》文章，对他的反动、错误观点逐一分析和批驳，刊登在宣传部舆论研究处编辑的《舆论研究》第一期，供宣传部和社领导参阅，得到肯定后，分别组织了几篇评论逐一反驳，刊登在香港报刊上，终于打响了舆论战的第一枪。
有了首战告捷的鼓舞，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我更注重研究那些政论、评论和个人署名文章。中午在二楼饭堂和宣传部长、秘书长、社长们一起用餐时，我常听听他们的指示。他们会让你针对某人的文章写点东西，或支持一下，或批驳一下，或小骂大帮忙一下。午餐后我就不休息赶快找出要笔伐的文章，梳辫子，理观点，然后苦思冥想一阵子，或引经据典、或夹叙夹议，再用香港人的口吻和用词，写出一篇篇绝妙绝俏的文章。待到下午临下班前，送部长、秘书长或社长审阅。这些文章如获批准，当晚就得送达文汇、大公报以评论员、社评名义刊登，或化名投稿到明报、天天、中报、信报等中性报刊发表。
那以后，舆论处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文章见报，终于使沉寂的香港论坛上响起了左派的声音。记得被我口诛笔伐过的人物有：李怡、林行止、凌峰、陈康、李柱铭等人。我在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有20多篇，如在明报上发表的《“一国两制”与香港社会心态》、在晶报《来论》上发表的《谁是赢家？》、在大公报《星期论坛》上发表的《对话与对抗》、在中报《自由弹》上发表的《愈弹愈弦的调子》、在大公报《论评》上发表的《良好的开端》、在中报上发表的《剩余权力与思维逻辑》、在中报《读者论坛》上发表的《也谈“扭曲文字”的妙用》、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民意三题》等。我用过的化名有“晓邨”、“小邨”、“肖村”、“许舟”等。当时金大侠（金庸，即查良镛）带头盲目地反对大亚湾建核电站，在《明报》连续发表多篇用词激烈、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文章。由于他在香港传媒界的显赫地位，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和渲染力，舆论处把批驳他的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在报刊上认真地和金大侠“过了几招”。例如，我在年8月14日文汇报《求知》栏上以“杨朝舟”笔名发表《一百六十六分之一是怎样算出来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些文章主要涉及的事件有：许家屯社长指责港英当局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不按本子办事”风波，姬鹏飞主任访港风波，王锡爵驾机起义引发的两航会谈事件，李怡、李柱铭等人引发的“民主拒共”风波，以及查良镛为代表的反对兴建大亚湾核电站事件等等。
我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部分文章。
那以后，舆论处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文章见报，终于使沉寂的香港论坛上响起了左派的声音。记得被我口诛笔伐过的人物有：李怡、林行止、凌峰、陈康、李柱铭等人。我在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有20多篇，如在明报上发表的《“一国两制”与香港社会心态》、在晶报《来论》上发表的《谁是赢家？》、在大公报《星期论坛》上发表的《对话与对抗》、在中报《自由弹》上发表的《愈弹愈弦的调子》、在大公报《论评》上发表的《良好的开端》、在中报上发表的《剩余权力与思维逻辑》、在中报《读者论坛》上发表的《也谈“扭曲文字”的妙用》、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民意三题》等。我用过的化名有“晓邨”、“小邨”、“肖村”、“许舟”等。当时金大侠（金庸，即查良镛）带头盲目地反对大亚湾建核电站，在《明报》连续发表多篇用词激烈、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文章。由于他在香港传媒界的显赫地位，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和渲染力，舆论处把批驳他的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在报刊上认真地和金大侠“过了几招”。例如，我在年8月14日文汇报《求知》栏上以“杨朝舟”笔名发表《一百六十六分之一是怎样算出来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些文章主要涉及的事件有：许家屯社长指责港英当局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不按本子办事”风波，姬鹏飞主任访港风波，王锡爵驾机起义引发的两航会谈事件，李怡、李柱铭等人引发的“民主拒共”风波，以及查良镛为代表的反对兴建大亚湾核电站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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