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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谈韩寒姜文冯小刚,说说艺术与时

发布时间:2021-8-30 13:11:05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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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韩寒陈丹青:到了韩寒他们终于换一套思路话语了。今天的媒体空间,应该是像韩寒这样说话,别像我这样。

晶报:为什么表扬一个人时如此爱用‘流氓’这个词?结果,被媒体广泛引做标题,您又很不满,觉得被误解了。“流氓”这个词,在您这儿,究竟是怎么解读的?

陈丹青:大家现在太乖了嘛!我所谓的“流氓”是形容词,意思是草莽英雄,有股生气、野性,很泼辣,敢作敢为,藐视陈规。我说家卫是“流氓”,是我看他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走上台很坦然,很自信,他的影像也是这样,出拳很猛……到了第二天,报纸题目就变成:陈丹青说王家卫是流氓。媒体这种做法就是名词意义的流氓。

晶报:和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氓”又有何不同?

陈:王朔也在用形容词——他的句式是典型老北京市井语言的逻辑,好比要来寻衅,先来自贬,说:“我他妈不是人,我瞎了眼!”其实重要的是下一句:我怕谁?!流氓通常指坏人,无赖,有人性骚扰,女孩子会惊叫:你耍流氓!其实从前江湖上说的流氓是指格外仗义的流民,指所谓“草莽气”,等而下之的人,就成了后来尽干坏事的流氓。

晶报:那按您的标准,韩寒也算“流氓”了(笑)。这是您喜欢韩寒的重要原因么?

陈:不说了,说了又会……(没事儿,说说吧。)韩寒可不是流氓,他很斯文,很腼腆。他就是我做我自己,我表达我自己。我们身上奏效的那些意识在他那儿不奏效了。你拿现在各种大道理哄他吓唬他,不可能。他在几个大问题上的发言很过硬,抵制家乐福、火炬问题、捐款问题等等。我们这代的人格还很幼稚,动不动国家民族时代等等大概念,老一套教育又没变,所以70后80后许多青年也遗传了我们的基因。可是韩寒没受影响,很简单,你问我文坛,“文坛是个屁”!我心里也这么想,但我不敢讲,我不怕流氓,但是怕人民,怕大多数。

出色的80后喜欢讲具体感受,不玩大字眼。我女儿懂事后常常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我从孩子那儿明白了话语问题,所以回国后跟年轻人相处没碍。到了韩寒他们终于换一套思路话语了。今天的媒体空间,应该是像韩寒这样说话,别像我这样。

谈“文笔风波”

现在的问题根本不在文学、阅读,而是权威能不能说?个人意见能不能表达?

晶报:现在,你们关于“巴金、茅盾、冰心文笔很差”,以及“苏童、余华的小说看不下去”的言论,正被以超出正常文艺批评的方式受攻击。

陈:我们哪里是在文艺批评,不过是聊天嘛,只是旁边有摄像机,给播出了。这事没什么好说了。我和韩寒不代表谁,就是读者,读不下去,如此而已,要害是点了名,这不就炸锅了。其实中国人私底下什么不说啊/,这事根本不在文学,而是权威能不能说?个人意见能不能表达?集体乖顺的另一面,就是很凶,集体表态,集体声讨。

晶报:这次来上海有和韩寒再见面么?有谈到这事么?

陈:节目作完我们再没联系过。

晶报:对被外界误解,您通常愿意怎样面对?

陈:误解就误解了嘛。媒体的功能原本是传播与沟通,现在有些媒体就是制造误解,放大误解,巴不得误解。

(事件发生后,陈丹青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此事。韩寒在6月25日的博客中表态最后一次就此事发言:“这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和陈丹青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表示各自不喜欢读某些作家的书和喜欢读某些作家的书,而不喜欢读某些作家的书是因为他们的文采不好。”)

纵谈几代影人

第五代开了个新传统。中间最尴尬、最被忽视的就是第四代。

晶报:我知道您非常熟悉中外电影史的经典作品,也见您在很多场合下谈论电影、电视剧,这次很想和您系统聊聊对中国电影的认识和理解。您似乎对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特别推崇?

陈:三十年代的导演未必就比现在的导演更懂电影文化,他们都有一种非常健康活泼的幼稚,对电影的理解和实践非常直接,没有教条,没有扭曲。那个大时代对了:左翼美学,浪漫主义,新文化运动,当然,还有天然的市场意识——二十年代电影在中国普及时,一上来就是市场规律说了算,政府根本不管——民国导演的身份、经历、体验、语境,都是对的,天时地利人和。

晶报:可后来大陆这块中国电影的传统断了,到香港去了。

陈:上海诞生了都市电影,五十年代拱手转给香港。文革后,第五代开了个新方向,第四代被忽视,很尴尬。他们是年、年左右电影学院毕业的,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导演,刚出炉,文革开始了,十年荒废。他们的历练学养其实比第五代深,但他们把上一代电影美学带到文革后,才玩了几把,第五代就起来了。其实第四代几个电影都蛮好的,比如根据贾平凹小说改编的《野山》,还有《人生》,我很喜欢,《沙鸥》,《青春祭》,《北京你早》,也好的,拍得正派,一五一十说故事。第四代上不比第三代,下不比第五代,夹在当中,他们怀疑自己到底对不对。八十年代谁都恐惧自己落后、不正确、不现代、不够世界性,第四代在当时就多少有点过时了,索性老老实实走老路子也好,可是没把握,怕落伍,其实真能跟谢晋那么拍,也牛啊!

晶报:正如您说的,艺术创作,有一股坚持自我和自信的“流氓气”很重要。第五代崛起,就正是因为他们在电影美学上的大胆变革。

陈:第五代崛起既不是大胆,也不是创新,而是文革太荒凉,一结束,他们赶上好时候,第一拨,所以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我跟他们同龄嘛,要是我现在画出《西藏组画》,谁会留心?第五代虽然最早在国际上拿奖,其实在电影意识上到很晚才比较国际化、比较靠谱:他们到中年才明白电影就是票房,是娱乐,此前都把电影当成很严肃的文艺问题,当成大字眼。我们这代人全这样,我到现在改不了。

第五代拍大片,无论如何推动中国电影的商业意识,大趋势对的。他们是先烈嘛!我不批评大片,中国大片的问题是推销方式,是扭曲的市场,大片本身没错,才刚开始拍,你指望他能怎样?咱们总得感谢先烈,它先把自己给毁了!

第五代毕竟完成了转型,不然中国电影还在二战前后的世界电影模式里。但他们一直很难摆脱自己的问题:不善于叙述,对电影的理解太偏重影像,而对影像的细节又不敏感;我们这代所有作品背后的那个底,还是无产阶级美学观,乍一看好像份量蛮重的样子,迷恋悲剧感、大事件、大道理、肤浅的哲理,玩深沉,弄得愁眉苦脸的。但第五代有几部很好的,《秋菊打官司》、《篮风筝》,还有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她拍出事闯祸的感觉特别好。

晶报:到第六代,又显然与第五代是截然不同的气质,六代开创了独立电影的概念和运作方式,电影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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