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的？
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出了大家对理想伴侣的期待：
一辈子太长，得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
这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实现却很难。
首先，得有两个有趣的人；其次，这两个有趣的人得恰好看对了眼；再次，他们最好还要活得足够长，才能达到“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的境界。
在民国众多伉俪中，能抵达这一境界的夫妻并不多。很多世人推崇的神仙眷属，大多只能做到“有情”，要想达到“有趣”，还得多一点幽默感，多一份俏皮劲儿。
携手走过百年风雨的周有光和张允和，就是这么一对堪称凤毛麟角的夫妻。他们俩年龄加起来超过两百岁时，仍能举“杯”齐眉，两“老”无猜。
周有光，先学经济，后攻语言，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四朝元老”，周有光给人最大的感觉是处变不惊。
张允和，鼎鼎大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她在张家排行第二，被称为“最后的闺秀”，张家人则亲昵地称之为“小二毛”。
张允和：
我和周有光是怎样相识、相知、相恋的？
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是乐益的同学，她小我两岁。进乐益时刚十四岁。两家的兄弟姊妹间常相往来。我们认识后有四年时间彼此并没有来往，我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时，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他回到杭州后，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拿到这封信我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让她帮我拿主意。她看过之后很老练地说：“嘿，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从此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见面时，我和他都没有了以前的自然，一层淡淡的羞涩罩上了脸颊……
偷听的和尚
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
尽头日子
爱情像一棵甜果树，八年花开叶绿该结甜果了。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青人当然是要举行一个新式的婚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朋友参加，我们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二百张喜帖印出来了，大姑奶奶是张家女眷中最年长的，当然要先送给她。姑奶奶看看帖子上的日子，吩咐让拿过皇历来查，果然出了麻烦：“不行啊，小二毛，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从，选了一个远离尽头日子的礼拜六，先不印帖子，把选好的日子禀告大姑奶奶，姑奶奶点着头说“这个日子很好”。我们第二次印了二百张喜帖发了出去，心中暗暗好笑，我们选中的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年4月30日，只不过姑奶奶躲的是阴历尽头，我们选的是阳历尽头。
家里的干干（保姆）还不放心，又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三十五岁。”
年4月30日我们结婚了，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佳期
在荒野中行路的人见到马蹄印的激动心情只有很少的人能亲身体验到。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
婚礼的桌椅布置成幸福的马蹄形，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两百多位来宾使这马蹄不再属于荒漠，青春、热情像一匹越起腾飞的骏马，我和有光并肩面对这幸福的马蹄，心中默念着“我愿意”。
证婚人是我的恩师李石岑先生。仪式很简单，但使人终生不忘。一个十四岁的白俄小姑娘哥娜弹奏钢琴；小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顾传玠吹笛伴奏。留下吃饭的客人刚好一百位，加上新郎新妇，两元一客的西餐，共一百零二客。
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我回了一封十张纸头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我们虽不是“私订终身后花园”，但我总是浪漫地畅想着“落难公子中状元”，相信我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我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这次又是我最快，张家十个姊妹兄弟，我第一个披上了婚纱。
长崎丸
父亲疏于理财，对钱、物从不清点，我们结婚时家境已大不如前。从小受父亲的思想品格影响，本来也不准备在婚姻大事上依赖家庭，量力而行，我只是定做了一件婚装，也没有婚纱，配了一条水钻的项链。正巧这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父亲在汇丰银行中还存有两万元钱，父亲却早已搞丢了存单忘到五里云外了。有了这笔“意外”的收入，父亲给我两千元作“嫁妆”。
我们没有用这笔钱置办任何家产，婚礼用掉了四百多元，却收到了八百元的贺金。
10月份，用父亲给的这笔钱，我们暂别家人，实现了有光的也是我的留学梦，登上了日本的“长崎丸”。
出发时，上海吴淞口挂了三个球：有大风浪。一路险情不断。我却顾不上紧张，只管翻江倒海，剧烈地呕吐。谁知会遇上更大的危险：船遇大风。一时间船失去了平衡，煤都倒了出来，几乎失火，紧急呼救。本来船应停泊在东京湾，结果在救护船的帮助下，我们在神户下了船。距年震惊世界的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事件刚好二十一年，人们心有余悸，这几乎又是一场惨剧，只不过不是豪华客轮，注意它的人要少得多。
在陆地上，我仍是不停地一塌糊涂地吐，全然不知道是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小宝宝陪我受了这一场惊吓。
第二年的4月30日，我们的儿子周小平顺利地降临人世。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文章节选自《曲终人不散》
周有光：我的妻子张允和
妻子允和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
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
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
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
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花几年。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我不是一个人去，是几个人去。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名，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名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编辑。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流水式的恋爱，没有大风大浪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
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他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
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
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
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
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年或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
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那时候早期没有钢琴。
我的姐姐喜欢图画，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图画很好。可是我没有学图画，我学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学着好玩，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
在日本，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没有多少时间。”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
举案齐眉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学那段时光，我们主要住在上海。她们家住在苏州，可是她的父亲常到上海，她的父亲比较有钱，在一个旅馆经常租了两间房子，家里人经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戏，就经常到上海看戏。婚后，我的工作比人家紧张，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又在银行工作，银行界是晚上的宴会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参加宴会，晚上要准备功课。上一个小时的课，要有六个小时准备。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我认为，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的。兴趣是一种推动力，一个人不会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兴趣，玩是他的兴趣，这种推动力很强。兴趣有时候是盲目的，有时候是有目的的，兴趣用上去以后，就会对工作的意义更了解，这样子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想让他到美国读书，解放了不能去，科学院派他到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对孙女周和庆，我很遗憾。我们带了她到小学一年级，后来就“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孩就离开了我们到她妈妈那边去，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小孩在我们那边不方便。从此以后，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方法指导她。
四姐妹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相识，顾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后来，大姐姐大姐夫在解放之后到台湾去了。
三妹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张兆和和沈从文结婚是在北京，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不在一个地方。那时候风气改变得很快，大概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比我们结婚更现代化，更简单了。我们结婚后准备到日本去，嫁妆都不买。
小妹妹张充和是在北京大学跟外国老师傅汉思相爱，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沈从文家也在北京，张充和在北京大学，星期六就到姐姐家里去，她的老师也到沈从文家里，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得好极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腊文的，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张充和与傅汉思二人后来发生恋爱，他们结婚很简单，结了婚很快到美国去了。
今天四对夫妇，顾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百科”,连襟沈从文给我起外号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他们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周百科”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说来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东西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
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摘自《周有光百岁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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