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眼中的“圣人”就是最像人的人
作者：杜维明
来源：晶报
作者简介：
杜维明，男，年生于中国昆明，祖籍广东南海。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杜维明15岁起便研习儒家文化，曾师从唐君毅、徐复观；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年起，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
儒家眼中的“圣人”就是最像人的人
1.自我认同
“对像余英时这样的书斋型学者，我是非常敬重的”
晶报：杜老，还记得您在09年来过深圳，当时在深圳市图书馆做了一次名为“儒学的当代使命”的演讲，这已经是第几次来深圳了？您觉得深圳的文化土壤适于滋养新儒家的文化理想吗？
杜维明：早在年，我就来过深圳。严格地说，儒家人文精神的发展是靠人来推动的，土壤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一个城市可能历史久远，它的文化却可能造成羁绊，使新儒家思想无法创新。例如，虽然香港原来是英殖民地，而像饶宗颐这样的国学大师，却在香港。当时在建深圳大学的时候，深圳的全部资金只有两亿，却愿意拿出一亿来建深大，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气魄。深圳总在自觉地创造一种文化现象，全国最早的国学所就是在深圳开办的，当时的立意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利己心，而是为了全国的国学研究。
晶报：您出生在大陆，早年亲炙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教诲，后来游学美国。几十年间，积极回应着理论和现实中一些最前沿问题，并不懈地促成中西方文化间的对话、融通。您给人的印象并非是一个书斋型学者，您认同别人为您冠之“儒家型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吗？
杜维明：我觉得任何一个标签都内涵多样性，人们为你冠之一项标签的时候，是出于对你不同的看法，我不是很在意这种称号。但如果说到自我认同，对像余英时这样的书斋型学者，我是非常敬重的。要知道，没有书斋里的功夫，你根本研究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从中学、大学，一直到研究院，很多功夫就是用在书斋里的。还记得，有时候在偌大的国会图书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看书。当然，我会参加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会议，把参加会议视为一个学习、对话的过程。对某些附在我身上的称号，我是无法认同的。例如国内的有些学者把我称为“第三期儒学的传播者”，这显然不符合我的自我认知。比如，在基督教文化里，一个传教的牧师和一个神学家的分别非常大，牧师到处宣传教义，很有影响力，但他是没有思想的。
晶报：在西方，知识分子一直被看做“社会的良心”，而在国内，“公知”一词常被赋予贬义色彩，您如何看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
杜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有一批能够发言、有影响、有责任感的人，这是很必要的。在过去，这些人属于孟子传统里的“士君子”。我看到，现在有一些人开始对政治表现出关切，不再做“自了汉”，而是要参与社会，要在对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表现一种公共意识。这些人正是西方的“Publicintellectuals（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跟国内存在的一批毫无责任感的所谓“公知”——利用媒体宣泄情绪或借哗众取宠而牟利——有着霄壤之别，我当然无法对后者形成认同。
2.“论语广告牌”
“能够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暗示，约束你无法为非作歹”
晶报：近十几年来，大陆各地兴起过几次儿童读经运动，您对此如何评价？
杜维明：以前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人脑的储蓄量是有限的。还有观点认为，儿童读了四书五经，就没了创造性。李光耀还讲，一般人只能懂一种语言，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需要特殊的天才。现在，我们知道大脑的潜力是被低估了。在深圳这样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脑子里装的东西极多，像电视剧里的对白啊、美国NBA里体育明星的名字啊。如果在他们信息量极大的脑子里，有一部分是儒家的经典语句，那当然很好。就好像在基督教文化里，成年人会让一些孩子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虽然读经运动饱受争议，可我还是觉得让孩子记住一些劝人为善的话，总归是有好处的，倒不一定是四书五经。我在儿时，就记住保姆讲过一些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将心比心”之类的话。这些话无形中对我以后的自我认知起了作用。
晶报：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论语”公益广告牌，上面写着一些《论语》里面很经典的句子。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杜维明：我非常喜欢。我给你举个例子，以前在中国，在没人强迫的情况下，对联、圣谕上都满是劝人为善的道理，要么是“天地君亲师”，要么是“头上三尺有神明”这类的话，能够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暗示，约束你无法为非作歹。这种公益广告牌，起到的也是类似的作用。
晶报：您认为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既参与现实政治，又对现实政治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余英时先生曾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历史上秉持儒家理想的“士”，总在政统与道统博弈的处境中生存。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杜维明：严格地说，这种人文主义既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也并非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那种人文主义。儒家的人文主义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的观点跟余先生有所不同。除非你不相信观念、不相信信仰对人的塑造力量，假如你相信，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环绕着孔子的弟子——既手无寸铁、也没有影响力、更没有资源和没有位势——能经过一两代的努力，使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因为他们在用教育理念去影响人，去影响社会，去影响文化，从而冲破了时间的樊篱。
晶报：您站在对思想史洞见的基础上，一直致力于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这必然涉及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接轨的问题，而以前的新儒家大都试图从儒家的内圣之学中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有些“比附”显得很牵强，您是如何看待儒学发展与中国当下政治改革这二者间关系的？
杜维明：我承认有“比附”的情形存在，因为就连牟宗三先生也受着西方学术的控制，他认为如果儒家的内圣开不出科学、民主，那就没有现代性价值。如果暂时不谈儒学传统中一些比较过时的框架，而从庄子赋予“内圣外王”以理想人格的内涵角度去看，这种描述不能算不准确。当然也有很多人，例如汤一介就讲过：圣人最不宜做王。其实，儒家所理解的圣人与基督教里的圣人有很大不同。什么是圣人呢？儒家眼中的圣人就是最像人的人，是最能体现人的内在价值的人。儒家的发展当然要适应现代政治语境，重新研判何为新条件下的理想人格。首先，在改革中，我们要观察一个人有无诚意，有无哗众取宠之心；其次，还要观察他身上是否体现了公共性，是不是守护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则，他代表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呢，还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福祉；最后，还要观察他是否有历史意识以及面向未来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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