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颁奖典礼上，魏东也发表了这样的致辞：
谢谢单向街给我颁的这个期待已久的奖项，年我曾经入围过年度编辑，又经过几年的等待今天终于荣获。拿到这样一个奖项，作为编辑的我感到很喜悦，灯光好耀眼。
这奖颁给我，是因为我做了一件工作——“文学纪念碑”的编纂，这套书能够取得现在的影响力，与“三重契合”很有关系：第一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茨维塔耶娃、米沃什这样的经典作家；其二是传记、回忆录的书写者，像约瑟夫·弗兰克、布赖恩·博伊德；第三就是和我们合作的优秀译者：刘佳林老师、戴大洪老师、糜绪洋、朱玉老师。他们成全了这样一套丛书，非常感谢他们。同时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刚工作就进入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平台，能够相互激发相互成全。
这套丛书走到现在，我一直在思虑怎样去传递这些经典的声音，怎样引领我们跟随经典作家进入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这部丛书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当年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布赖恩·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让我们进入了当时侨民作家的世界，还走近了纳博科夫的生平和遭遇；特别重要的一部作品是，约瑟夫·弗兰克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已经出到了第四卷，今年还可能会出第五卷，这套传记的反响非常热烈，通过这套传记，我们进入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文学和思想的深处。
目前我们开辟了一个子系列“浪漫星云”，进入十九世纪英美的浪漫主义作家的时代，这些作家的名字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我们其实对他们并不了解，比如以前并没有华兹华斯的权威传记，我们去年推出了牛津大学斯蒂芬·吉尔教授的《威廉·华兹华斯传》，译者朱玉老师完美呈现了这套传记，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作品推出。谢谢大家！
今天的推送，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魏东先生和文学纪念碑丛书的十年。
一个文学青年的10年，一套“文学纪念碑”丛书的10年文/魏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文学纪念碑”主编“文学纪念碑”是我策划于年的一套丛书，历经十年，实际推出三十余种。年，首先确立的选题是两卷本《纳博科夫传》，分为《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两卷。首卷《俄罗斯时期》年7月出版，市场表现颇为一鸣惊人，丛书就此正式亮相，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年7月，《纳博科夫传》精装重版（标号依然为和）。历经十年，实际推出三十余种，这套以经典作家传记为主要特色的口碑丛书已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丛书之一。年6月和年1月，应深圳“晶报”之约，我先后发表两篇策划手记：《“文学纪念碑”的开掘之旅》《作为丛书的“文学纪念碑”》这两篇，谈到了丛书进程以及影响比较大的几部书，明确提出我的选书标准：体量丰厚，见识通透，声誉卓著，以同等深广度呈现经典作家的人生图景与艺术世界。《纳博科夫传》活动海报两款十年回顾，这次我想谈谈“文学纪念碑”丛书理念的形成和效果。丛书名缘于俄罗斯一套同名丛书，该书系侧重介绍世界文学经典，亮点在于完备的学术性题解和注释，这是俄罗斯学者的强项。文学纪念碑，字面意思即文学的丰碑。借用过来之后，我从两方面作了压缩和强化。文学，此处特指文学传记（亦囊括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传记性体裁），尤其经典作家的传记。源于其作品的深厚度及相应阐释空间，经典作家在文学史序列里属于第一梯队，文学史往往会给予很大篇幅；就传记而言，他们的传记的经典性毋庸置疑，随时代不断翻新，甚至多有重复；就读者接受而言，经典作家受众最广，读者寄予的情感相当深厚，且随着时光荏苒而层累。纪念碑，无论是实体（体量）还是抽象意义（历史感、影响力），本身就具有传记性。巫鸿先生的美术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提出了“纪念碑性”。因此，当“文学”和“纪念碑”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特别有力量。诚如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对古希腊雕塑的评价：“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就这样，丛书的范围大致框定。据说，二十世纪是“传记”复兴的世纪。伍尔夫在世纪之初提出“新传记”概念，强调传记的文学特质。文学传记（或谓作家传记）在二十世纪中叶即结出硕果，诸如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传》，利昂·埃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沃尔特·贝特的《约翰·济慈传》，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的《萧伯纳传》等经典传记。这些作品既有学院标准，兼具上乘文笔。而且多被欧美知名传记类奖项遴选出，本身即有品质保证。譬如美国国家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