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金向被拍摄对象展示拍摄的照片。（晶报记者李文舒/摄）
6月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
为了不耽搁拍摄计划，刘振金总会在外出前想好备选方案。
11日午后，天晴却极闷。那天，刘振金像往日一样，在大致想好拍摄目的地后，跳上一辆公共汽车。上车后，突如其来的阵雨，让玻璃窗上镶满了豆粒儿大的雨珠。街边掠过的绿树、斑斓的建筑、各式的行人，在水雾和雨滴的映衬下，被拉得很长，划出一片片五彩斑驳的景致。
在刘振金眼里，自年7月起拍摄“人在深圳”系列作品并发表在微博上后，他的生活也在眼前流动了起来。
从那时起，刘振金几乎每一个周末和节假日都是在这样的拍摄中度过的。出现在他镜头中的多个深圳人的故事，被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编辑成书，在这个夏天出现在深圳各大书店的书架上，书名就叫《人在深圳》。
“你好，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
下车后，雨未停。
刘振金下意识地将挎在右肩的相机拢到胸前，双手护着镜头，顺着广深港客运专线福田站3A出口，快步走进了亚洲最大地下火车站。
“你好，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刘振金微微倾了倾身子，对着看起来并不匆忙的路人，温和并直截了当地问了一句。
“啊？”
“为什么？”
“我在拍深圳各行业的普通人，我是自由摄影师，我每个周末会拿着相机在深圳街头到处走，给每个普通人拍个照片……”刘振金一边介绍，一边拿出手机展示微博内容。“这是我做的一个人文项目，我已经拍快两年了，拍一千多人了，我希望别人在这个平台能看到深圳有哪些普通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而了解这个城市。”
……
深圳常住人口有多万，人与人相遇的概率只有千万分之一。
不过，在刘振金的世界里，大约一万个深圳人中，就会有一个曾对着他的镜头或哭、或笑、或悔恨、或平静、或失落、或憧憬。十个人就会有七个人接受他的采访。
从年7月开始，每当工作之余，刘振金就会从外企经理，转换成一名街头自由摄影师。近两年的时间，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走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地铁车站、公园商场，随机采访和拍摄，倾听最普通的陌生人的故事。同时，他将每一次的拍摄都浓缩成一张照片，将每一次的谈心都萃取成字以内的文字，发布在名为“人在深圳”的微博上。
在他的镜头里，有不同年龄层、不同行业，来自不同地方，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人们。在“人在深圳”的微博上，余则微博，收藏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成败得失和悲欢离合。
他，与他所记录的深圳人，共同拼凑了一张有温度的深圳人文地图。
“每个人身边都需要一个倾听者”
年，对于刘振金来说是黑色的。
那一年农历七月初四，母亲撑起的那片天空坍塌了。无论怎么呼喊母亲的名字，都不再有人应答。
母亲离开后的夜总是又黑又长，为了消磨漫漫长夜，刘振金将《三国演义》听了又听，但对其中的故事和情节却全记不得。短短半年，刘振金多半的黑发变成了白色，听力也没之前敏锐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刘振金对母亲的思念就像千万只蚂蚁一样啃噬着他的身体。那时，他找不到倾诉的出口，觉得人生的这道坎儿就是过不去了。后来，直到去看了心理医生，他才愣是把这道坎儿跨了过来。
“有些话是要说出来的。”经历过这段难挨的日子，刘振金发觉“每个人身边都需要一个倾听者”。因为，有些话，有些事，你不会讲给父母听，怕他们担心；不会讲给朋友听，怕他们误解；甚至不会讲给爱人听，怕他们失望。反倒面对一个陌生人，没什么利害关系，你会毫无顾忌，畅所欲言。
“每个人身边都需要一个倾听者。”——这便是刘振金开始做
人在深圳的初衷。他期望，人在深圳，可以为曾像他一样迷茫困惑的年轻人，带去一点如夜般的温暖。在刘振金的镜头里，有不同年龄层、不同行业，来自不同地方，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人们。
“你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来深圳”
“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你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
“你身上发生了什么特别的经历？”
“你目前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你犯过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你最难忘的一件事？”
“你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
一连串的问题，看似平淡而简单，却是刘振金在街头随机拍摄和采访时的破冰之语。
近两年来，拍什么人，怎么拍，对于刘振金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反倒是如何打开话题成了困惑。“假如我来接受一个在做
人在深圳的人的提问，我会希望他问什么样的问题？”刘振金问别人，也反问自己。通过反复的实践和问题设计，他总结出了匆匆而过的人们都愿意回答的问题。“你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
刘振金最常听到的回答是：“来深圳。”
年，深圳在刘振金脑海里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给人的感觉并不好。但是真的来到深圳，他却发现深圳不一样了，人人都踏实做事，到处是一片飞速发展的样子。那一年，原本在结束3个月的富士康新干班培训后，刘振金就要回昆山的，但是他却留了下来。那时的深圳，对于像刘振金一样的年轻人而言特别有奔头，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好好工作都会发展得不错。
16年过去了，刘振金已在深圳成家立业，女儿也在前不久会叫爸爸了。但是，他却在拍摄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年轻人要走了。
“我要走了，我刚辞职，准备去成都发展。我在深圳12年，可依然买不起一套房子，依旧找不到归属感……”在公园里，一个面容清秀的女生对刘振金诉说着。
深圳湾畔，一个女孩孤寂的背影望着远处被落日染红的海面。“我刚辞了职，准备回老家桂林临桂接手一个客栈。在深圳这么多年，我竟然从来没有来过红树林！今天我本来要去东门逛街，临时起意来了红树林，没想到这儿面朝大海，视野这么开阔。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儿坐了快一个下午……临别之际，我才发现我对深圳的感情很深很深……”
周小姐：“临别之际，我才发现我对深圳的感情很深很深……”
“有些东西你很想得到，但是又没能得到，而且你很清楚你这辈子就此错过了”
凤凰山，在太行山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是太行山最后一道山梁。往东南方向可以看到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往西北，可望到十几公里外的太行山。刘振金的家乡就在那儿——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分将池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南旧事》、《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片的热映，不仅让村里的青少年对未来有了更多思考与憧憬，更在刘振金心中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为了实现当演员的梦想，刘振金曾在年和年连续两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第3年，他还想考，可是超龄了。无奈之下，刘振金只得报考另外一所大学，填报了一个在当时听说过、能看懂的专业——摩托车与汽车。谁料报到一看，呦，怎么变成“汽车与拖拉机”了。
就这样，刘振金怀揣着一颗文青的心，学起了“汽车与拖拉机”。
“那是人生最初的理想，是那个阶段最根深蒂固、最强烈的愿望，就觉得我非要这样，才能实现我人生第一个阶段的价值，才能幸福。但事与愿违，很无奈，想起来心里总是酸酸的，遗憾、难受和苦涩。毕竟人生第一次，有些东西你很想得到，但是又没能得到，而且你很清楚你这辈子就此错过了。”刘振金从未想过，20年后，有人却道出了他当年的想法。
一位年纪与刘振金相仿的女士，分享了她最纠结的事——“我是学英语的，当初我应该可以上北外的，但是高中我谈恋爱了，然后成绩下滑，没考上理想的大学。后来上大学时，我经常做梦，梦到我又回去复读，然后考上理想的大学……”
“往往别人说的感受，实际上也是我的心情”
宋少帝陵，北依小南山，南临伶仃洋。每到清明时节，回不去老家的人都愿意来这儿走走，祭奠亲人，以寄托思念。
去年，农历七月初四前夕，由于妻子临盆在即，刘振金不能回到分将池村祭拜母亲。他就想着去宋少帝陵看看，表达对母亲的怀念。
樊小姐穿着黑底白花的拖地长裙，双眼微闭，神情肃穆，持着香的双手刚好在额头处停住。“5年了，但我总觉得父亲没走，他还在，一直都在。我发愿带着父亲走，我在哪里，父亲就在哪里。”
刘振金在取得樊小姐的同意后，记录下了她烧香、许愿、合十等上香的全过程。按着快门，听着樊小姐对她父亲的思念，刘振金仿佛看到了自己，眼睛不禁湿润了起来。“她说的话，跟我对我妈妈的心情一模一样。”在送妈妈入土时，刘振金曾对妈妈说，“一定要跟着我一块儿走，将来我到哪儿你到哪，我看到什么东西，你能看到什么东西。”他希望，妈妈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跟着他去看山看水。
那一天，刘振金只拍了樊小姐一个人，却拍了多张照片。
樊小姐：“5年了，我总觉得父亲没走，他还在，一直都在。”
“大概每一百个来深圳打工的人员中，就有一人是曾经的留守儿童”
除了女儿出生的前后三周，刘振金每个周末都会出去拍“人在深圳”，少的时候半天拍5个，多的时候一天拍12个。拍这么多人，跟这么多人聊天，听这么多故事，刘振金知道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大致做什么，想些什么，甚至有什么共性。“比如说留守儿童，就是缺爱。”
“从小父母在外打工，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小陆跟父母一起生活得很少，每年只有快过年才能聚在一起，感情自然也就不深。直到长大懂事，她才感觉自己也是有父母的。在小陆的记忆里，父母不曾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但是她却期盼着全家人齐齐整整一起生活的日子。然而，去年过年，爸爸一句“我跟你妈要离婚了”，让这个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他们办完离婚手续回来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
现在是和平年代，不像战争年代有死伤。但就是这样的年代，对有些人而言，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梦是一辈子都实现不了的……“很多来深圳打工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困惑。”刘振金从未刻意去拍留守儿童，但是在近两年的随机采访中，他已经拍到了八九个曾经的留守儿童。按照这样的比例，大概每一百个来深打工人员中，就有一人是曾经的留守儿童。
看着被放大的数据，刘振金略感无奈。他深觉，对个人成长来说，这是爱的缺位。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沉重的命题。
“我是留守儿童，从小性格内向。”“我是留守儿童，是爷爷奶奶把我带大”、“从小爸妈就出来打工，我们都是留守儿童”、“从出生我就在老家做留守儿童”、“小时候我们只知道爷爷奶奶，甚至都不知道有爸爸妈妈。”……5月23日，刘振金将拍到的部分留守儿童，在微博“人在深圳”上做了一个专题，每一个都是一张照片配一段简短的文字。其实，刘振金从不喜欢给受访者“贴标签”，更怕给人定性。因为，“那个人此时此刻是这样想的，是这个状态，也有可能明天就不是这个状态了。”但是，留守儿童却不一样，这是一辈子的伤疤。
留守儿童:“从小父母在外打工，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深圳就是一个一个村子，一个一个wifi热点”
近两年的时间，刘振金带着相机基本走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也勾勒出了一张自己心中的深圳地图。相对于平安金融中心、京基、地王大厦等“高人一等”的地标建筑，静谧的公园、散落的城中村才是他的坐标。
荔枝公园、中心公园、莲花山公园……深圳有个公园，其中大部分都有刘振金的足迹。因此，公园是刘振金心中的第一张深圳地图，也是除了街道外他拍摄最多的地方。
“深圳就是一个一个村子，一个一个wifi热点。”刘振金的第二张地图是深圳的城中村，他认为深圳是由一个个村子粘合而来，无数的外来人口就像手机连接wifi一样，扎进了一个个的城中村。
在还没拍“人在深圳”的时候，刘振金认为深圳到处都是歌舞升平，大家都在外企打工，发展还行，生活过得去，回到老家也挺体面。但是，等他真正拍下来，他才发现，生活圈子早已扩大，眼中的深圳更丰富了，生活也在眼前流动了起来。
采写：晶报记者李文舒
摄影：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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