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深港书评》
《水的事情》
潘维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有一次，我和潘维在莫干山游玩。在经过一片花海的时候，看着那绿油油，他突然停下脚步，慢悠悠地对我说：“赵俊，你‘少年’这个人设好像有点问题，我想，你应该重新打造一个新的人设，我们来好好商量商量。”“人设”一直是潘维极其看重的，他也费尽心思地打造着属于自己的人设。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的人设和江南的气质形成着宿命般的对照关系。有一种颓废的、醉生梦死的、甚至阴郁的感觉：“出生于安吉孝丰镇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儿时多病，受到家族里众多女性的宠爱。”这样，多年来，读者们通过对照他的诗句中的意象，比如无所不在的“少女、雨水”，他们就彻底地将潘维归为江南诗歌的代表。甚至，有时候，潘维自己也将自己苑囿于“江南”的概念，这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舒适区”。在他上海新居的地下书房，那尊“江南天王”的奖杯被置于最显眼的位置。
本雅明说，“大众是一切的新母体，他们改变现今面对艺术作品的惯常态度，并让这些态度获得新生。”也许，正是由于大众近乎纵容的娇惯，带给了潘维某种心理暗示，让他迷恋在“液体江南”的辉煌镜像之中而不可自拔。可是，我们细心翻阅潘维的《水的事情：潘维诗选》就会发现，相较于年的初版，这个版本增加了19首诗。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新增的19首作品中，有这样的标题——《嘉峪关》《燕山的雨夜》《中原，四门塔》等等。通过题目我们就可以得知，潘维已经走出了江南，在更辽阔的地域中，伸出了他语言的藤蔓，紧紧缠绕住汉语的树冠。这让人想起他那首著名的《今夜，我请你睡觉》：我,潘维,汉语的丧家犬,是否只能对着全人类孤独地吠叫:今夜,我请你睡觉。
潘维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语言当中。”对于汉语而言，他是一个精雕细琢的雕刻家，在我看来，他的风格更接近于浮雕。浮雕的释义中有这样的句子：“雕塑与绘画结合的产物,用压缩的办法来处理对象,靠透视等因素来表现三维空间,并只供一面或两面观看。”可是，令人吊诡的是，作为语言的资深工程师，潘维又在这首诗歌里面将自己比喻成“汉语的丧家犬”，这或许是一种自嘲。但潘维常常对我说，如果要做诗歌活动的话，一定要邀请一些好玩的过来，那些整天板着脸的，会让整个会场的气氛陷入到死寂之中，这是他所无法忍受的。
在写作中，很多人都提到过严肃的力量，仿佛这是所有写作者的金科玉律。在对待文学这件事情上，我们当然是应该秉承严肃的传统，但在具体的写作中，幽默和自嘲却也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在这一方面，潘维总是放松的。他在语言中一只奉行着张弛有度的准则，着似乎是他的某种神谕般的律令。
海伦文德勒说，就“风格”一词最全面的意义而言，谢默斯·希尼的风格已经变了数次，但同时又保留着那种“希尼”味道。如果说江南是潘维的一件紫金袈裟，那么它所包裹的汉语，才是潘维最为看重的。把江南作为诗歌的惯用意象，这不过是在一种“诗歌的滴定”。
在学术巨作《文明的滴定》一书中，李约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印度和欧洲——闪米特的文明是世界三大历史文明，但直到近年来，人们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文明对科学技术的贡献。除了希腊人的伟大思想和制度，从公元1世纪到15世纪，没有经历过‘黑暗时代’的中国人总体上遥遥领先于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晚期发生科学革命，欧洲才迅速领先。但是在那之前，不仅在技术进程方面，而且在社会的结构和变迁方面，西方都受到了源自中国和东亚的发现和发明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明会被欧洲超越呢？作者使用了一个化学名词——滴定。这一命题在潘维的诗歌写作中也是存在的。所谓的江南写作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时间，但潘维这样的诗人会让我们思考如何从一个固化的印象中重新发现江南和诗歌。
江南写作的困境就像不信弥赛亚已经到来的犹太人一样。这种陈词滥调，和当下的女性写作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不谋而合的，女性经验的滥用、过分突出的性别意识，成为了女性写作的两个紧箍咒。同样的，在柔媚的风物面前，江南写作陷入了地域的道场。
潘维的出现，正是用自己独特的媚在为庸俗“去媚化”。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左右互博的悖论，可是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却是一个真实发生的诗歌故事。在这本《水的事情》之中，那些熟悉的江南风物因为潘维的笔触重新变得鲜活起来。比如这首写给翻译家、诗人何家炜的《乡党》就是对江南全新的诠释。
离开之前，你就早已把老家回遍。
现在，你能回的只是一堵
被雨水供养的墙壁。
在斑驳中，你幻想般真实。
往事弯下威胁式的膝盖向你求爱；
你退避着，缩小着，吞咽着生锈的奶。
乡党，我也是一道填空题；
在月光锯齿的边缘晾晒街道。
石板上的盐，并非可疑时光。
出嫁的屋顶，仅仅是翅膀在收租。
而从雕花门窗的庭院里，不经意的会流露
我们细小的外祖母封建的低泣。
不过，你将会受到迷信的宴请。
不必去破除那些荷叶纷长的软弱。
即便你能把吉他弹奏出黄昏的形状，
也不会有一根弦为你出生。
在我们县衙贪婪的裙底，
仍是发霉的官员在阵阵洗牌。
一年四季，仍是名副其实的徒劳。
然而，当你再次回来，准备鞠躬；
乡党，我将像一枚戴着瓜皮帽的果子,
送你一付水的刑枷——我已经
被铐住示众多年。还有，让修正的眼光
领你去观赏：太湖，我的棺材。
潘维一直对我说他不像我那么激进，他一直保持着对万事万物平静的姿态。可是，在这首诗歌里面，却长出了“逆鳞”。在这些江南的意象——太湖、荷叶、雕花门窗的庭院之中，他动用了现代性的想象力，给“县衙、封建、膝盖”以全新的面貌。“吞咽着生锈的奶”“翅膀在收租”“送你一付水的刑枷”……在这些新奇的意象面前，潘维让江南来到了现代。而现代社会，并非是封闭的，这让“江南”变得开阔。正像他现在居住的上海，虽处江南地域，却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
在早年间，潘维就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他和我谈论几位女诗人的作品中，他总是委婉地表示：“虽然写得不错，也具有自己的辨识度，但还是太传统，不够现代！”看来，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是他一以贯之的。某一次，我对潘维说：“杨铁军翻译的《奥麦罗斯》终于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潘维随之大喜过望。诗歌批评家刘翔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没有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影响，他的诗将是不可思议的。博尔赫斯、帕斯、叶芝、艾略特、奥登、米沃什、沃尔科特、塞弗里斯、里尔克、曼杰斯塔姆、索德格朗都是他喜欢的诗人。他一度酷爱兰波，甚至写过一首诗：《追随兰波直到阴郁的天边》，并在这诗里宣称要“把疯狂侍候成荣耀的头颅／把他的脸放逐成天使的困惑”。不过，潘维后来说连兰波也令他感到厌倦了，那么谁是他永远不感到厌倦的人呢？——是布罗茨基，他心目中的“爱因斯坦”和“新但丁”，他崇拜布氏穿的裤子，他写下《灯芯绒裤子万岁》，并且自己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地穿这种裤子。”西方现代主义就像容器中的滴液一样，渗进了潘维那诡谲多变的汉语容器，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比如，那些透着深沉阴郁气质的《隋朝石棺内的女孩——给陆英》就是“滴定”的最好佐证。诗歌中一直沉浸在棺木的神秘、寒冷之中。
被蔓草和龙凤纹缠绕着，
我身边的银器也因瘴气太盛而薰黑，
在地底，光线和宫廷的阴谋一样有毒。
我一直躺在里面，非常娴静；
而我奶香馥郁的肉体却在不停的挣脱锁链，
现在，只剩下几根细小的骨头，
像从一把七弦琴上拆下来的颤音。
全诗的所有意象中都弥漫在古典意象之中——“魔法般的运河”“棺盖上镌刻了一句咒语”“忠诚的女仆”。可是在诗歌的最后部分却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我至高的美丽，就是引领他发现时间中的江南。
因为这样的句子，古典意象一下子跳跃进来现代，通观整首诗，无不是用现代的眼光在看待这位“女孩”。
近年来，由于被生活所困，潘维作品的产量都在逐年下降。可这或许只是个一个假象，我在一篇访谈中曾经看到余华说，他的想法很多，新的小说写到一半就丢在一边了。潘维也是一样，他也经常有很多“未完成”，比如他一直写的长诗《莫干山居图》在写了将近两百行之后就停滞了。在疫情隔离期，潘维总算写出了一组新的诗歌。在他的一首名为《苦春》的新作里，用一句这样的语言——哺乳自由。模仿这个句式，我也想写下这样一句话：但愿潘维用他的语言，继续哺乳江南的现代性，从而让江南突破地方性曾牢不可破的篱笆。
苦春
一
揭开雨水的伤筋膏药，
白墙上，仍爬动着蜈蚣老年的冷，
那种被冷漠消毒过的冷。
早晨湿漉漉的鼻尖，
嗅着萌芽：复苏的死亡胚胎。
野蜂的引擎停息在忧郁里：
解冻的瓦片，兔眼里的迷途，
本地有机小青菜，
除了这些可靠的寂寞，
到处是无法治愈的愚蠢。
天空灰暗，溃疡般显露压迫者的威势；
绿像一根碎石嶙峋的皮鞭，
抽打着流向树梢的水流。
二
今年苦春，一切脚步
都被瘟疫贴了封条，
电影院的坐椅找不到半张股票，
空荡荡的人间冒出
没有悼词、没有统计数字的烟。
每天，我听见一面受诅咒的锣，
又敲碎了家园的一部分。
我的视网膜不忍紧紧抓住那朵
穿越浑浊的小雏菊，
如淡黄的铁轨用风的灵魂，
运来了援军：泥土的重量——大地的钝。
多少辈子了，萤火虫一茬茬地收割牛鬼蛇神，
灰烬一遍遍点燃光阴，
可我们仍需用肩膀的承担
去哺乳自由；仍需用穿白大褂的雪
去救赎人性；
仍需用芦笛去摧毁恶俗。
此时，寒气还在继续，
当眼睛戴上口罩，夜就会降临；
当驼背挺直，真相便会隆起躺倒的山脉。
年春
文/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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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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