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阜宁人，年生于上海，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开端》、《山鬼》；中篇小说集《只要你还在走》、《曹征路中篇小说精选》、《那儿》、《请好人举手》；长篇小说《贪污指南》、《非典型黑马》、《问苍茫》、《民主课》；理论专著《新时期小说艺术流变》。小说《那儿》获《首届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奖，获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小说《天堂》获－《小说选刊》奖。小说《豆选事件》获《上海文学》年中环杯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第九届“上海文学奖”等奖项。
我就是业余作家，名气对我不重要
晶报：您曾经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当过机关干部，后来成为大学教授与专业作家，这些人生经历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滋养？
曹征路：人生经验丰富，肯定对写作有特别多的好处，因为你会接触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会接触到各个层次的人，这些都对理解生活有帮助。我写的内容，诸如农村、工厂、矿山、商场、机关、学校，等等，这些不同行业的人的状态，我是熟悉的，所以写起来就比较顺手。当然，这些经历不是刻意为之，只是后来恰好用上了。
其实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我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是在文联这样的体制内工作，写作都是在休息时间进行的。就是后来到大学工作，我授的课一点都不比别的老师少。反过来讲，我倒是觉得专业创作对一个作家而言，未必是好事，因为他脱离了生活。你看，本来很好的作家，一开始写出了一两部很好的作品，后来调到专业作家队伍当中，就再也写不出东西来。因为他远离了生活的环境，他就没有写作的土壤了。
晶报：您认为名气对一个作家产生的正能量有多大？它是动力还是阻力？
曹征路：就名气而言，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有些人的名字可能比作品走得远，我呢，可能是作品比人走得远。我不靠写作吃饭，名气对我没那么重要。名气这个事，跟个人气质有关系，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不太参与社会上的活动，有点时间就自己在家里看书、写作。我一直提倡，作家要有自己的职业，你不是靠稿费来生存的，而是靠正常的工作来生存的，这样你的创作才能够自由，你想写什么才能去写。现在文学被娱乐化了，很多人作家成名后的做派就是演员的做派，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深圳是我写作的新起点
晶报：年，您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开端》，这部作品对您个人而言，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曹征路：它的意义就在于，我原来是爱读小说，后来变成了我也可以写小说。那时候写小说并不是文学自觉，不是有什么文学追求，我写小说完全是为了应付任务。我当时在南京军区，部队在恢复文学创作，就问谁会写小说，我当时写过通讯报道，所以就冲到前面说自己会写小说。谁知道一写，还真的写成了。当年，南京军区将创作成果在人民文学出了书，我这个小说还打了头，一下子就被认为是会写小说的人，部队有层层嘉奖，我因此还立了三等功。
晶报：当老师与当作家对您而言，各自的价值感有什么样不同？深圳的生活，对您的创作会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曹征路：我从年就转到深圳大学，到年退休，有15年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在学校教书，没有专著就没有地位，所以为了写一些东西，就会大量阅读，所以这个积累的过程，我就基本过关了。可以说，我原来写小说是不自觉的，纯粹是兴趣所在，是为了表达而写，并不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但在深大有大量理论的积累之后，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小说，再写小说，就会有自觉性了，就知道该怎么写，写什么类型的小说了。年，我的《新世纪小说流变》出版之后，我就开始重新写小说了，此后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会引起反响。那时候，很多出版社都会出版年选本，我的小说几乎每年都在其中。可以说，理论的修养，梳理过往大家的经验，这些对创作是有帮助的。另外，我本人是没有高学历的，居然跑到大学里去教书，必然很紧张，所以就要多下功夫，这样，与学生的交流就非常好，这些对创作也是很有用的。
晶报：当时教学任务也比较重，您写作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
曹征路：我是利用两个假期。我回想起来，这段在深圳的经历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从质量和影响而言，肯定比我在内地要好得多。我刚到深圳也是很艰苦的，因为我一开始是办杂志的，杂志叫《闯世界》，目标就是打工者阶层，所以三教九流我都接触了，我一个人，什么都干。我后来的小说，大多数都跟深圳有关系，深圳是我写作的新起点。
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始终都在
晶报：现在的年轻人阅读比较碎片化，电子阅读的风气渐浓，年轻人对严肃阅读的趣味貌似越来越淡，您对此有过忧虑吗？
曹征路：说没有忧虑是鬼话，但是我并不担心。目前，貌似读者的流失造成了文学的边缘化，准确地说，是严肃文学的边缘化。娱乐化的时代，消费主义占了上风，写作变成了一种悦人悦己的事了。但是从别的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严肃文学始终还是文学的内核，美国一个得过普利策奖的华人作家曾经说过：中国人认为商品化是导致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很奇怪，像美国这样一个商品高度发展的国家，文学反而没有被边缘化。美国的好多编辑一辈子都希望编一部伟大的作品，很多年轻人辞了职回家写伟大的小说，文学始终是年轻人的梦想。这么说来，商品化并非文学边缘化的原因。他认为，造成一代人阅读水平降低的原因是，这个社会对商品化的过度引导令年轻人不愿意阅读和思考。
我总觉得，还是有一批人愿意了解我们的时代，愿意认识我们这个世界，他们是少数的人。事实上，真正懂得文学的人总是少数，多数是跟在后面起哄的，多数人是因为看到创作可以迅速地获取名利，所以会跟在后面做各种模仿。今天，这些在后面起哄的人流失了，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可怕，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始终都在的。比如我在北大讲课的时候，学生提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相对而言，深圳这个城市比较浮躁，大学生也比较浮躁。在优秀的高校里，核心读者群是一批一批地在延续，不会中断的。你像现在扩招大学生，比如多了一万，貌似教学水平下降了，但其实并未下降，真正热爱读书的核心读者，依然在这一万个人里面，只是他们被稀释了。我有一个观点，你是读书人，你始终都是，你不是读书人，你在任何时代都不是。
晶报：您的长篇力作《问苍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引发各种讨论，被誉为“新时期的《子夜》”；中篇小说《真相》出版后被指如一把匕首，直陈社会的弊病。您的文字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对残酷现实的各种批判，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被称为“底层文学”。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吗？
曹征路：“底层文学”只是被评论家贴的一个标签，我自己当然不仅仅在写底层，我工、农、兵、学、商都在写。年之后，我无意中被推进了文坛的漩涡当中，我的感受是，一个作家是需要担当的，那么你被误解或者被批评，都没什么了不起，你为了传达一些自己的情感，对社会的担当，这些所谓的误解也是值得的。作家不是玩文字的，不是玩文学的，作家要对社会有担当和责任，有理想，能够眺望新的世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揭示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但谁也没有指出来的事物的真相与本质。
晶报：余华《第七日》、陈希我的《移民》等，对现实的想象力貌似无法超越，您对此如何看待？您在创作中有没有这样的困惑？
曹征路：今天的生活已经让我们目瞪口呆了，很多生活现象已经让我们匪夷所思了。之前有新闻说一个南京的厅级干部找了多个情妇，这个如果写到小说里，会有人相信吗？没有人会认为这是真实的文学想象，读者会认为非常荒诞，但是，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事实上，在当下，人性能够忍受的极度的痛苦，在现实中都已经发生了，这当然不是文学的耻辱，文学的想象力也未必需要这些残酷的东西，它是这个社会的耻辱。
至于这些人的作品无法超越现实，在我看来，这恐怕不是一个文学要求，读者有这样的批评，恰恰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思想深度不够，思考不够，所以才让人觉得是“新闻串串烧”，是就事说事，作家没有挖掘这些事背后深层的更加让人思索的哲学理念或者象征意义。现在很多作家成名之后，迅速脱离生活，他原有的生活积累又不够，所以就容易不断地寻找各种新闻素材，或者玩各种技巧或者手法。
晶报记者尹维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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