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那个需要表态的时代，就对粮食“卫星”的态度，科学家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做学问的人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以什么态度？为什么人说话？
撰文
熊卫民（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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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批判周恩来、陈云等，提出要“反反冒进”。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狂飙突起。不久即到夏粮收割季节，全国各地报出的亩产节节攀升，时称“放卫星”，其中小麦或水稻的亩产从多斤、多斤，一直升到10多万斤。
那当然是浮夸。年底、年初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对此就已有认识。在年夏天以纠“左”为最初目标的庐山会议期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惠曾批评过一些地方的高级领导，尤其是各省的第一书记。他说，“年无非三种人，第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道是假的还成心说谎。”[1]
在那个需要表态的时代，就对粮食“卫星”的态度，科学家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推波助澜性有一些是推波助澜的。他们相信或不相信那些高产数据，以科学家的身份站出来为其可靠性背书。其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力学家钱学森。
年6月8日、12日，《人民日报》两次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放出了小麦亩产斤、的“卫星”。6月16日，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的钱学森发了一篇短文刊于《中国青年报》。他提出：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2]?年6月16日，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短文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毛变得真正相信稻麦能够亩产万斤[3]。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他对钱学森说：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4]?年2月1日，毛泽东和钱学森在中南海共进晚餐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月，水稻开始收割，《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亩产多斤、多斤、斤的“卫星”。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套红标题报道，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并配发了照片——四个儿童在田中生长得密密麻麻的稻穗上跳跃。8月31日，报道出的亩产突破了钱学森推算出的4万多斤，开始“跃过五万大关”。9月5日，报道“一亩中稻6万斤”。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一试验田水稻亩产斤。10月26日，中共江西省乐平县委会声称该县超美人民公社太安大队获得了亩产斤晚稻的高产[5]。
?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并配发了四个儿童在田中生长得密密麻麻的稻穗上跳跃的照片
?年9月1日，《光明日报》的报道：水稻越过“五万大关”。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生产万吨钢和建立人民公社的号召见报
10月27日，对于前述毛泽东的赞扬，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6]年国庆前夕，钱学森在《知识就是力量》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那个计算方法略微进行了一些修正：
……怎么农业高额丰产里也会出现力学问题呢？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能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在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总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7]
为了增强报道的可信度，一些科学家被邀请去参加“卫星田”的验收工作。除了在验收单上签字外，年8月14日，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还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研究工作要奋起直追》的文章。文章说：
在一个星期里，我们在安徽枞阳县连着参加了两块高产早稻的丈量和收割，亲自看见亩产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上天，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
万斤以上的稻田一看就与一般的不同，真是“远看像城墙，近看像稻场”，一片密密麻麻的，金色穗子堆起一尺来厚。一块一亩左右的田，原想几个人半天可以搞完，结果百多人整整搞了五个多小时才完。
……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显然是落后了，必须奋起直追。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已经决定把作物高产生理基础列为最重要的研究任务，计划总结高产经验，开展试验田，作一系列有系统的研究，在植物生理学中开展一个新的道路，配合生产，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8]
?年10月，刚返国的钱学森（右）去上海探望时任中科院植物生理所副所长的老同学殷宏章（中），并和该所所长罗宗洛（左）会面。
年9月，殷宏章还和参与验收的其他三名植物生理学家联名，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高产水稻的光合作用问题》，公布高产水稻的叶面积、株高、千粒重等数据[9]。
2.耿介直言型有一些是耿介直言的。他们公开质疑乃至否定那些相关的媒体报道。
年6月，对于报上所载的小麦亩产斤的记录，北京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北农大”）教授蔡旭（~）明确表示“我尚有怀疑”。在随后的一次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河南固城县一位被称为“农民小麦王”的劳模要跟他种五亩试验田比高低。蔡旭不愿“打擂台”，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蔡旭因此被校党委树为全校三大“思想落后反动”教授之一。在年7月北京市委教育会议上，北农大党委副书记兼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吕恒甲指名批判蔡旭“狂妄无人”，还说：“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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