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原深圳市革委会副主任兼财贸办主任李定回忆，年，他在罗芳村蹲点时发现，村民过境到香港耕作时使用的是拖拉机，但拖拉机只能在香港使用，不能进入内地。所以，同样是自己的田地，回到深圳就只能用牛耕。
李定觉得这种现象太荒唐，他给海关总署署长打电话，请求海关帮忙解决此事。不久后，海关总署署长到深圳考察。李定陪同他到罗芳村的过境耕作口现场察看，并介绍说，“深圳有亩地散落在新界，很多农民每天到香港去种菜。在香港用拖拉机耕，但是在我们这里用牛耕田。”
正在这个时候，对面田里轰隆隆开来一辆拖拉机，和深圳这边的牛耕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定抓住时机进一步发挥:“如果拖拉机过来耕作的话，很多地就不会抛荒了，产量也提高了。生产好了，走私就少了。”
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借李定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提这个要求。那时他已知道中央要在深圳建出口加工区，改革开放成为大趋势，才大胆提出这种要求。总署署长现场没有表态，但几天之后，九龙海关(年香港回归时改名为深圳海关)关长苗晴就接到海关总署电话通知，在莲塘、罗芳村的耕作口，可以对拖拉机实行登记放行。
“登记放行”这个名词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看来却是一场突围。它放行的不只是过境耕作的拖拉机，也是深圳河这边的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来源：《深圳，深圳》一书等
记者：李跃
编辑：李慧玲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