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朱启钤不该被遗忘的ldquo现代

导语如果有人问“改造北京旧城，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是谁？”很多人都会回答，“梁思成”。但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民国初年，北京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工程改造，各项工程都是在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qián)的主持下进行的。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朱启钤被淡忘了。少有人知晓的是，梁思成、林徽因走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路，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朱启钤起了重要作用。梁尊称朱启钤为恩师。如果再问中山公园的创建人是谁？天安门广场是谁开辟的？东西长安街、南长街北长街、南池子北池子是谁开通的？等等，孤陋寡闻的我，更是茫然不知。近来有兴趣走访北京的老胡同、四合院，在南小街赵堂子胡同3号，看到朱启钤故宅，才知道了他的业绩，知道了许多个属于他的“第一”。中山公园的创建者民国初年，朱启钤担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其间，他主持了对北京核心地区的改造。尤其为人们称道的是开辟了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年2月22日，刚刚签署清帝退位协议一年的隆裕皇太后，郁郁而终，国民政府决定全国下半旗志哀。3月19日，天安门城楼下，扎起特大素彩牌楼，上书“国民哀悼会”，清廷遗老遗少重新穿起朝服顶戴，三拜九叩。社会各界无论是革命派、保守派、各国使节，还是市民，都来吊唁。为了保证会场安全，时任交通总长朱启钤负责维持秩序、疏导交通。趁着巡视的机会，朱启钤把午门、端门、天安门左右朝房和太庙、社稷坛，反复看了个遍。当时，这些皇家禁地别说是一般人，就连曾做过北京巡警厅厅丞的朱启钤，也从未涉足过。巡视中，朱启钤被古柏参天、环境清幽的社稷坛吸引住了。社稷坛位于端门西侧，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神、稷神的祭坛。“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在农业社会，‘社稷’是国家根本。”自明永乐十八年（年）社稷坛建成后，明清历代帝王，每年春秋两季的祭祀大典，从未间断过。朱启钤从下层走上来，又考察过日俄欧美，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他积极主张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他提出了“公园开放运动”。当朱启钤来到社稷坛时，发现这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荒秽不堪”。太监们甚至还在园子里种植了苜蓿，放牧牛羊。朱启钤想，如果能把它辟为公园，岂不美哉！自古以来，中国只有皇家花园、私家花园，没有供民众游览的“公园”。当时普通市民的游玩场所，只有城北什刹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几处。而这几个去处，或离市区太远，或缺乏游览设施，“全都不够一个公园资格”。帝制推翻，民国肇始。开辟公共空间，建立公园，提到政府的日程上来。北京第一所公园建在何处？已调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觉得，社稷坛“地址恢阔，殿宇崔嵬，且近接国门，后邻御河，处内外城之中央，交通綦为便利”，是开辟公园的最佳选地。不过当时社稷坛还是清皇室的私产，朱启钤虽然有心将其辟为公园，暂时也不便实施。年春，承德行宫古文物运到北京，无处安置。朱启钤与清室交涉。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清室本该移居颐和园，可是溥仪家当太多，暂时不便移居。经过交涉，清室同意将三大殿以南除太庙以外的各处，划归民国政府管辖，以便古文物安放。社稷坛归了民国政府，朱启钤开辟公园、改造旧城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年3月，朱启钤向大总统提交《修改京师前三门墙垣工程呈》，获准。内含将社稷坛改为公园的计划。政府没钱，没劳力，朱启钤就自己解决，他首先捐出一千大洋，又成立董事会，对外募捐，募捐启事说，“京师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圜圚殷繁，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就筹了四万多元，募捐几次，都有收益。捐得最多的，是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段祺瑞、王士珍、汤化龙等均有捐助；他动员工兵营和市民参与工程建设。在开园前的短时间内，朱启钤对社稷坛内建筑进行了修整，开辟了面对长安街的正门。当年10月10日，北京第一座公园正式对普通百姓开放，名为“中央公园”。开放当天，北京万人空巷，“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蹴瓦砾，披荆蓁，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喋躞柏林丛莽中”。可以想见，一百多年前，连“公园”为何物都不甚清楚的北京黎民百姓第一次逛公园的狂欢情景。开园后，朱启钤带领他的董事会，在社稷坛四周广建亭榭。西部建了培育和展览各种名贵花木的温室花房唐花坞，周围有假山、水榭、小湖、长廊等都是原来没有的。唐花坞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民国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东部环境清静，称长春园。在松柏苍翠，杉竹相映中，点缀着来今雨轩、松柏交翠亭、投壶亭等景点。来今雨轩，年建成，匾额是徐世昌写的，原是茶座，后改为餐馆。其名字来自杜甫《秋述》一诗的小序。杜甫曾受唐玄宗赏识，后来遭冷落。一日秋雨绵绵，有故友探望，杜甫有感而赋诗，小序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人指旧雨为故友，今雨为新朋，来今雨轩意为新朋故友欢聚一堂。当时正值官僚盗用圆明园遗留的砖石古物建自己的私家宅院，朱启钤为保护古物名石，从圆明园迁来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莲朵、寒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玩赏。兰亭碑亭为重檐蓝瓦八角攒尖顶，立在中间的石碑上刻有“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图”和乾隆所写的有关“兰亭”的诗作。在公园南门内，建了格言亭，亭柱呈八角形，完全仿西洋式建筑，上面刻有孔子、孟子、子思、岳飞、王阳明等人语录，故称格言亭。体现了民国初年的建筑风格和朱启钤的建筑理念。中央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一所公园，后来，陆续开放天坛、先农坛、北海、景山、颐和园、文庙、国子监、雍和宫、玉泉山等。由此，出现了“公园之置，民国最盛”之说。年，孙中山先生逝世，灵柩停放在社稷坛北的拜殿，供各界人士吊唁瞻仰。为纪念孙中山，年，拜殿改名中山堂，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很快就成为当时北京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各界名流，相聚于此，各类聚会，首选于此，许多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也孕育于此。”来今雨轩成为中心。如果说，民国时期北京有一个地方是各个领域的名人都曾留下过足迹的，那么无疑就要数来今雨轩了。民国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次长等军界政界人物，无数文化界、金融界、实业界人物，只要来过北京的，几乎无不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钱玄同、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齐白石、张大千、朱自清、刘半农、冰心等等，无一例外，都到过来今雨轩。著名访华学者杜威的60岁生日宴，罗素的饯行宴、泰戈尔的……都是在来今雨轩举行。鲁迅先生在日记里，多次记录了到中央公园的活动：“午赴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应季市午餐之约”，“晚往公园，寿山招饮”。寿山，说的是齐寿山，他们合译的《小约翰》就是在这里蕴酿完成的。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是在此构思而成。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曾在公园赏雪斗诗，程砚秋和新艳秋在雪地上排演《聂隐娘》戏中的紫云舞剑……朱启钤希望通过建公园，“俾都中人士，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裨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风俗。”开启新道德、新生活、新风气，提高人们的文化、体育、卫生观念，因而他将中央公园视作基地，引导建立了许多社会团体。北京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行健会、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国书学研究会等，都是在这里酝酿组织的，朱启钤实现了他的愿望。近代“京城规划第一人”清朝末年，当巡警厅厅丞的朱启钤看到北京夜晚乌黑一片，就试着在街上安装路灯，但朝廷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他，朱启钤不怕，照常试验。曹聚仁说：朱启钤还在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朱启钤竟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块,真是冒犯权威,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年，大总统府搬进中南海。中南海南岸与瀛台相对的、建于乾隆二十三年（）的、传说中香妃居住过的宝月楼，在朱启钤的主持下，改造成总统府的正门，名曰“新华门”。为了方便出入，他把宝月楼前原有的一段皇城城墙和楼外的清真寺拆除，辟为车道，大门直通西长安街，又在门内修建大影壁，至今这些建筑仍在发挥作用。旧时，天安门前并不是广场，而是一个呈“丁字形”的狭长空间。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还有一个“皇城第一门”，明称之为“大明门”，清称“大清门”，民国后，改称中华门，位于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拆除）。天安门与中华门之间，由东西各间廊房连接，称为“千步廊”，是内阁议事、办公的地方。千步廊在天安门前折向东、西两侧，与太庙前的长安左门和社稷坛前的长安右门相连。长安左右门都是三阙券门，俗称“东西三座门”。是文武百官上朝，进入皇城的惟一通道（年拆除）。因此，天安门前原本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皇城南起正阳门，北到地安门，东起东安门，西到西安门。也就是今天南起前门楼，北到平安大街，东起南北河沿，西达西黄城根一线的广大区域，都属皇城。普通人是不准进入皇城的。如果有人要从西面的阜成门到东面的朝阳门，或者从大栅栏走到地安门，都必须绕着城墙走一大圈。皇城已经成为堵在北京城市中央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朱启钤大胆地决定，拆除千步廊和东西三座门的卡墙。从此，才有了“神州第一街”长安街。当时，紫禁城与景山、北海之间，也是由许多建筑连接在一起，属皇家禁苑。为了打通阜成门到朝阳门一线，不再让市民绕大圈子，朱启钤拆了神武门外的北上门、东西角门和北海前的东西三座门。这样才有了横贯北京东西的第二条道路。同时，为了打通皇城的南北线，朱启钤在太庙和社稷坛两旁的墙上开了两个豁口，就是今天的南池子北池子和南长街、北长街。有了这样一番改造，封闭了几百年的皇城，第一次可以任由北京市民自由穿行了。朱启钤更大的手笔，是主持了对正阳门的改造工程。在北京各个城门中，前门地位极其特殊，它位于内城九门南垣的正当中，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之意，历来被看作是“国门”。在清廷眼中，前门不但有很强的象征意味，还关乎北京城的风水。因此，朱启钤对于改造前门，特别小心谨慎。但是，内城的禁锢和外城的发展，矛盾尖锐。特别是前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门。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有多重要的事也要等到第二天开门才能进去。而这时前门外商业已经很发达，出现了鲜鱼口、肉市、粮食店、煤市街、珠宝市、布巷子等，为进京赶考的各地学子修建的会馆有百多家，茶楼、戏园、妓院等。京奉、京汉铁路的车站，已修到前门外，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一下火车，就拥挤在前门楼子外，正阳门成了京城内外交通的大问题，前门必须改造。怎么改？年，朱启钤聘请德国建筑师罗斯格尔制定前门改造设计方案。罗斯格尔，20世纪初来到中国，先后在厦门和青岛开设建筑设计事务所。后来，他把公司迁到北京。清末预备立宪时盖的资政院大厦、民国后北洋政府盖的“国会议场”，都是罗斯格尔的手笔，当时他在建筑界地位很高。经过缜密的筹划设计，年6月16日，朱启钤主持了前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他手持袁世凯颁发的特质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这支银镐重3斤多，上面錾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这把镐，朱启钤十分珍惜，后来由他的儿子朱海北交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保存。前门是一组结构严谨、气势恢弘的城池建筑。它包括正阳门、箭楼、瓮城、正阳关帝庙、正阳观音庙、正阳桥和五牌楼。在朱启钤主持下，拆除了瓮城东西月墙和关帝庙、观音庙以外的所有建筑，在前门城门洞两侧新开了两个门洞，建两条20米宽的马路，筑人行道，修排水暗沟。这就打通了北京东西中轴线和府右街、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两条南北交通线。罗斯格尔的设计，成功地把箭楼变成了一个独体建筑，改造后的箭楼，显得更加精致。形成今日前门箭楼的面貌。前门改造工程预算为40万银元，但北洋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很难承担这笔开支。朱启钤利用交通总长的身份，以工程有利于铁路运输为由，让京汉、京奉两路局承担了20万元，其余则由京都市政公所承担。为了及时运走拆城渣土，朱启钤还让两个铁路局把轨道铺到东西瓮城的城根。渣土废料拆下后装上小火车运走，填平了东西便门的涯地。经朱启钤谋划，前门改造工程仅用半年就完工了，而且实际花费比预算节省了四分之一。年12月底，环城铁路也如期竣工。环城铁路西起西直门，途经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至通州岔道与京奉线接轨，抵达正阳门，全长12.6公里。北京的各个城门和三条铁路被朱启钤连成了路网。北京第一个理想商贸街区朱启钤是一个改革开放型的官员。在他心目中，理想街区应该是一个由住宅、学校、医院、商业设施、娱乐场所组成的配套体系。在北京，这个理想街区建在哪儿？朱启钤看上了城南香厂，就是南起先农坛，北至虎坊桥大街一片地区。俗语说，老北京的地名逢香必臭。香厂其实一点也不香。以前这里居民多做皮毛、漂染生意。每到夏天，污泥积水遍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北边跟大栅栏只隔一条街，靠近八大胡同，娼寮妓院也有了。东南是天桥，西边不远就是琉璃厂。是这几个大商业圈中间惟一一块荒地。香厂区改建工程需要大量经费，朱启钤尝试了一种全新的融资模式。他按照位置把土地分别作价，以相对便宜的价格租给商人。租地到一定年限，地上建筑的所有权便归承租人所有。这种方式不但筹集了建设资金，同时也完成了招商。年，京都市政公所收到商人刘宝赓拟建新世界商场的申请和建筑图纸。市政公所根据规划要求，认为“新世界”的设计楼梯太窄，太平门太少，要求把楼梯加宽二尺，除大门扶梯和升降机外，底层还要建四座太平门。由于“新世界”集餐饮、演艺、游乐、购物于一体，为了避免失火，每层还需备有消防设施。为了防止交通堵塞，要求业主在“新世界”下层建停车处。朱启钤当内务总长时，打通皇城，改造前门，兴建环城铁路，整理街市沟渠，几个项目下来，北京城拥堵的交通有了很大改观。同时，市政公所成立以后，平整道路，疏浚沟渠，种植行道树，古城面貌大为改变。年7月30日，上海《晶报》描述：北京香厂一带，电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车如流水马如龙，宛然上海风景。年一位外国旅行者这样写道：10年前到过北京的人，或许对这个城市当时破敝不堪的景象仍历历在目。街道是无雨一身土，有雨两脚泥。河流像污水沟一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如果这些人今日重访北京，他会感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他简直无法把北京与昔日的那个老城市联系在一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史明正认为，朱启钤推动的城市变革，不但使北京城开启了从封建都城向现代化城市的转型，同时也为正在崛起的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甚至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年11月，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庆祝一战胜利演讲会上，李大钊第一次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把布尔什维克介绍到中国；年5月4日，愤怒的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年6月11日，陈独秀站在香厂新世界的5层，凭空一撒，《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雪片一般飞向楼下的人群……新开辟的城市公共空间，为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太多上演的舞台，也纪录了一个国家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脚步。20世纪初，朱启钤对北京城的改造，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史上的经典。中国古建筑学之父光绪三十二年，朱启钤担任京师内外城巡警厅厅丞时，他很清楚，清廷已经危如累卵，他无意捕人帮凶，只是终日奔走在大街小巷，揣摩五朝帝都市政布局的得失，谋划公安消防的设立。他每日骑马巡察，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等一切有形无形的故迹，都“周览而谨识之”。平时，他收集细读清代《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交往的人“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听到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的零闻片语都“宝若拱璧”。年，朱启钤奉徐世昌之命赴法国，代徐接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顺道考察了英、意、比、德、美、日等多国的市政建设，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方觉建筑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徵名匠”。年，徐世昌当选民国大总统，年，派朱启钤以北方总代表的资格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时，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李诫著《营造法式》一书。于是通过江苏省长严震将该书借出，缩小影印，次年又委托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石印本印行。朱启钤发现这本书后，才真正看到中国古建筑最为完备的典籍。朱启钤认为，这样珍贵的古籍一定要尽可能使之更为完善，因而委托藏书、版本专家陶湘及傅增湘、罗振玉等藏书家、校勘学家搜集《营造法式》各家传本，互相参照勘校，又与老工匠核实对照。所有大木作、彩画作都重新绘画，“时阅七载，稿经十易”，于年付梓刊行。陶湘刻书素以装帧考究，校勘精良，且纸、墨、行款、装订务求尽善尽美而闻名。因此，陶本《营造法式》刊行之后，引起国内外建筑学界的极大 　　他们的儿子叫“梁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的意思，这两个字里有极深的寄望。梁从诫后来差两分没考上清华的建筑系，当时他父亲是系主任，“不置一词”。梁从诫晚年时说起这事，脸上仍是羞惭，“（我）没出息”。可见《营造法式》在这两个人心里的重量。　曾受过美国现代建筑学教育并具有深厚国学根底的梁思成及其妻子林徽因，在营造学社成立之初，即以参校的身份出现在年7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社事纪要》学社成员名单上。而此时尚未到学社工作的梁思成，早已开始了对古建筑的研究和实践。他所做的一些文献研究性的初期成果，都在朱启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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