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是广州三家报纸（《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中，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的副总编；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分管《羊城晚报》。更重要一点，陶铸在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对《羊城晚报》，一向格外垂意，呵护备至。因此，当造反派的重炮口开始对准陶铸时，《羊城晚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造反派对《羊城晚报》副刊《晚会》“放毒草”作了一个统计，“年毒草66篇；年毒草28篇，有严重问题的34篇；年毒草篇，有严重问题的69篇。仅三年中，共计毒草篇，有严重问题的篇。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党和大跃进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
对《晚会》的作者，也作了一个统计，“《晚会》作者有人。调查了人，其中工农兵仅占4人，占3.7％；教授、讲师、医生、教师和研究生为43人，占39.1％；文史馆人员15人，占13.7％；新闻、电影、文艺工作者22人，机关干部22人，各占20％；无职业的4人。从已查明的40人的政治面目，有反动军官、伪官吏、文人、反动党团骨干共有7人，占40人的17.5％；地、富、反、坏、右共6人，占15％；劳改犯和其他坏分子4人，占10％；被罢官和有其他问题的人15人，占37.5％。以上共占80％。”
按造反派的标准，大凡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多样性、地方性，都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任何生活情趣、娱乐、消闲，甚至生活常识，都有可能成为“毒草”，诸如“薛觉先生活二三事”、“红线女温泉游泳”、“元代女艺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谁”、“大象结婚”、“邮寄外甥女”、“五位幼女成了小天使”、“满塘彩色写金鱼”、“畅谈养生之道”之类，统统属于“无聊之极，庸俗之极，长期腐蚀广大群众”的毒草。而作者除了工农兵之外，其他全部是有问题的。
造反派认为，“不仅《晚会》上毒草大量出笼，其它专栏也是如此，如《五层楼下》，比晚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罪证之一，就是香港报刊多次转载过它的文章。“仅仅《五层楼下》一栏，被香港反动报刊《晶报》等转载的就有多条，三万余言，有的还是只字不改全文刊载，成了香港的分店。香港最反动的《星岛日报》专门辟个‘羊城怪现象’专栏来转载《五层楼下》的黑文，仅年3月到年7月的10多个月中就转载了7.8万多字”。[1]
《广州日报》原来是从《羊城晚报》分出去的，为了保住《羊城晚报》，陶铸在8月曾建议把两报重新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但事实上，要合也不易。从7月开始，羊城晚报社内部，已经一片混乱。在贴出的张大字报中，六成以上是群众之间互相攻讦，43％的报社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当时，报社的“老晚报”（指年7月以前在羊城晚报社工作的）一般编辑、记者有37名，其中33名上了大字报。人们哄传报社里“有一个2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以致人人自危。
8月底，广州日报社的部分群众，贴出了炮打萧洪达（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丁希凌（中南局宣传部秘书长、羊城晚报社党委第一书记、社长）的大字报，导致两社的干部群众严重分裂，双方分庭对垒，激烈辩论，甚至爆发冲突，矛盾十分尖锐。
9月1日，《羊城晚报》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但围绕着报纸的各种矛盾纷争，丝毫没有缓和。矛盾的焦点之一，在所谓的“黄伟经事件”上。这也是后来红卫兵封闭《红卫报》的主要理由之一。支持封报的“封报派”和反对封报的“反封派”，对这一事件，各执一词。
“封报派”称：
黄伟经（出身贫农、党员）在运动的第二阶段首先贴了工作队和党委当权派萧洪达、丁希凌的大字报，并串连几个革命同志写信给中南局和毛主席，就因为这样，黄伟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其原因是：一、搞地下串连，组织反革命集团。二、反对工作组。三、反对党委。当然，把黄伟经打成反革命分子后，工作组还去搜集了不少“理由”，就这样，黄伟经被公安厅抄家，本人被突然扣留，隔离停职反省。他被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小房子里长达四个月。吃饭由人送，报纸不让看，大小便也得受监视。[2]
“反封派”则称：
1.黄伟经何许人也？
他是《红卫报》经济部副主任（中层骨干），中共正式党员。在运动中，群众揭发他的大字报多达张。据调查他是王匡、杨奇（羊城晚报总编辑——引注）、秦牧、何军等人的忠实走卒，被列为《红卫报》的八大尖子之一。像这样的人算不算革命群众或一般的干部？
2.黄伟经的主要问题：据我们向有关部门和群众调查，悉知：他和苏修分子格里曼（该人系苏联工程师，极力吹捧赫鲁晓夫、吹嘘二十大、反对莫洛托夫，谩骂中国妇女代表团）通信长达九年之久，没有向组织反映，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被揭出来，他还经常向苏修索取文章准备翻译……
黄出国访问归来后，给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二联驻穗办事处的人作报告，还在前《羊城晚报》发表两篇文章，严重地泄露了国家机密，××领导机关曾就此案作了追查。类似泄密现象非止这些，由于关系到国家秘密，我们不便在此多谈。仅从这点黄早就构成犯罪。难道公安机关对这样的人施以专政还有什么过错吗？[3]
中南局和报社党委都认为黄伟经有严重问题，最初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中南局一位宣传部副部长甚至不容置疑地说：“如果黄伟经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中南局书记吴芝圃11月在对工作组的一次指示中，明确地说：“黄是政治扒手。”在11月1日的报社党委会上，也有人提出：“黄的问题没有（搞）错，但根据三条定‘现行反革命’不对，摘这个帽子，从（重）新带（戴）修正主义分子帽子。”[4]
然而，仅仅因为内部对处理一个干部有分歧，还不足以构成封报的主要理由。造反派对《红卫报》的一项重要指控是：该报在年1月和4月两次刊登同一篇文章《韶山的节日》，作者周立波，即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这篇文章记述了毛泽东回故乡韶山的情景，被红卫兵认定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问题严重了。
文章是如何“丑化”毛泽东的呢？
周立波的文章在记述毛泽东回乡扫墓时是这么写的：毛泽东用一截松枝插在父母坟前说：不管三七二十一，鞠个躬吧。这“不管三七二十一”可以有多种解释，引起了社会的一些批评，湖南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写信给湖南省委，指文章“许多细节不确”，“根本就不应该在报上公开发表”。张春桥在看到文章后，打电话给中宣部，认为该文“是歪曲毛主席形象，攻击毛主席”的大毒草，“因为这是一篇不能或不便批评的文章，全国一登就麻烦了”，他要求全国报刊不得转载。2月2日，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不能转载《韶山的节日》。
陶铸派萧殷核实情况，随后以报社名义写信给湖南省委宣传部，要求修改后重新刊登。周立波也通过湖南省委寄来了修改稿和更正启事。《羊城晚报》事先请示了中央，得到“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的答复后，为了避免误解，还把原文中“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句删掉了，才在4月23日第二次发表。
张春桥给康生写信提问：“为什么要重新发表，重新肯定，而且打着‘多方核对’的招牌攻击毛主席？……我的政治经验不够，对中南的情况也不了解，请你考虑怎么办？”[5]康生办公室派了两名《解放军报》记者到广州调查此事。张春桥也写了信给中南局，提出《韶山的节日》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曾经通知全国各报刊不许转载，不知为什么广东又重登一次？到5月份，羊城晚报社党委向中南局提交关于《韶山的节日》检查报告。就在当天，中南局通知羊城晚报社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在造反派对《红卫报》的一系列指控中，包括今年（年）“直至6月6日到7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5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另外一项罪名，今年3月间，以“二盏路灯”为题，刊登了暴露性专题报道，“以广州一条小街缺路灯为名，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造反派声称报社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
在一份题为《坚决改组〈红卫报〉！彻底清算前〈羊城晚报〉的滔天罪行》的传单里，七个红卫兵组织（其中两个是外地的）联名质疑《红卫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今年5月至现在，半年来羊城晚报对整个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推动不促进，除发表过一篇社论，‘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之外，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评论、社论。以10月份为例，10月2日《红卫报》转载了《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以后，这一个月里，仅仅在六条消息中简单提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根本不报道、不宣传中南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好形势。”[6]
北方来的红卫兵，早就想封掉《红卫报》了，迟迟不动手的原因，是怎么评价陶铸的问题。因陶铸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免有些投鼠忌器。12月10日前后，《红卫报》一位美术编辑贴了一张大字报，引起报社内部的争论，《红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位美术编辑，被造反派认为是“把矛头指向群众”，于是，要求封报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从北方南下的一批红卫兵在中南局的珠影东方红联络站碰头，讨论封报问题。中大数力系学生、中大八三一组织的头头黄意坚也参加了讨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红卫报》是年12月中旬被封的，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省市级的报刊，均已被封，或沦为只准转载新华社讯的境地，而广东三大党报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应是一个特例。因此，外地来穗的学生，早就想“封”了，这是事实。之所以没有动手，还是一个如何评价广东省委的问题，陶当时上调北京，成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广东一直是陶领导的，因此，广东省委应是“可靠”的。故外地学生虽欲动，但并不敢动。
而封报的直接原因，据我所知，是12月10日左右，《红卫报》美术编辑刘晓兵在单位贴了一张大字报，引起保守派的围攻，而隔了一二天，《红卫报》发了一篇文章，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刘晓兵，而当时正值批资反线高潮，资反线的要害是把斗争指向群众，于是乎，引起外地学生的愤怒，恰好这批人都到了珠影东方红设在中南局的联络站串联，而我那天也恰好在那里与孙效林、刘炳亮等闲聊，谈及此事，武汉南下代表团的人提出把《红卫报》封了，却马上又碰到原先的问题——如何评价陶铸。其中，北京地院东方红的一个学生提出，自66年之后，《红卫报》的前身《羊城晚报》发表了六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六论“高举”），说这六论高举，在全国影响很大，他问广东的同志如何看。在场似乎只有我和刘炳亮（珠影东方红公社成员——引注）是广东人，我只好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六论”是《二十三条》毛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出笼的，所以“六论”只能说明当时《羊城晚报》的当权者从陶那里得到什么消息，而匆忙炮制出来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们反毛的本质，因此，若要批《红卫报》，这“六论”倒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至于批《红卫报》与反陶铸我认为不是一回事，这和《人民日报》被改组，不等于反毛一样。这样大家便决定封报。[7]
社会上曾经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封《红卫报》是有幕后黑手，是北京林杰在操纵，黄意坚否定了这种说法，他声称：
11月份串连回来以后，就是封《红卫报》了。封的理由实际上就是整陶铸。按毛泽东说要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东的当权派就是陶铸。如果陶铸在中央是毛泽东信任的，那就是没得搞，广东不用搞文化革命了。反封《红卫报》的人对毛泽东还相当信任，陶铸能做第四把手了，如果不是信任，怎么会做第四把手？……封《红卫报》本来没说封不封的，当时八·三一派一个代表，是化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参加辩论），“封！”就封了。我也不清楚里面是怎么辩论的，“别跟他们辩啥子了，把他们封掉算了！”就这句“封掉算了”，就封了。我认为封《红卫报》是一种思潮，不应该有任何黑手操纵，不是后来你们说的是什么《红旗》杂志的林杰，没那回事，根本不存在中央文革的人来指使。[8]
在此之前，红卫兵已经封了《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现在终于轮到《红卫报》了。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第四野战军广州地区联合造反兵团”、“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
一、封报期间，《红卫报》暂时由工人、红卫兵和革命干部接管；
二、封报期间，不准以任何借口，调离该单位的一切工人、行政干部和记者的工作岗位；
三、封报期间，不准以任何借口把当权派调走，回避运动，逃避斗争；
四、封报期间，一切工作人员的工资照发；
五、必须彻底改组《红卫报》报社，在未改组以前，不准以任何借口擅自复刊、迁移；
六、封报期间，原《红卫报》的订户问题由中南局负责处理；
七、以上各条，必须遵守，如有违抗，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全部由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9]
这些群众组织在当天下午2时30分发表《就〈红卫报〉（前〈羊城晚报〉）被封告中南地区革命人民书》：“我们今天封闭旧《红卫报》，宣判它的死刑，就是为广大革命同志明天能够看到真正宣传、传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红卫报》，看到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群众，组织和鼓舞人民群众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新《红卫报》。”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首先作了书面表态：“我只代表我个人支持革命同学和红卫兵们封闭红卫报的革命行动。”同时，他向报社作出三点指示：一、报社职工要支持封闭《红卫报》的行动；二、封闭期间，工资照发；三、职工们要等待分配工作。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组织严重分裂。一部分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反对。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总部（地总）、广州发电厂红旗战斗队、广州重型机器厂红色战斗兵团、广州红江织布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广州纺织机械厂红色工人战斗兵团、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人赤卫队，联络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电业局、广州市果品公司和一大批大、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
多年之后，广州电机厂工人、广州工人组织“红色工人广州总部”（红总）的头头梁锦棠（文革后期，他担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十届中央委员）在接受叶曙明的访谈时，谈及封闭《红卫报》事件。
梁锦棠：封《红卫报》那天我刚好经过《红卫报》，那天我们工厂休息，当时我还想：如果我手下有人，怎么也不会让你封。
叶曙明：事先你们不知道要封报吗？
梁锦棠：不知道。我们是工人，他们是学生。我站在那儿看，心还想着如果我带队人来，怎么也不让你封。谁知第二天回到厂，在厂的传达室，工人已经吵吵嚷嚷了，他们见我就说：梁师傅你来看看这通知！他们指着那张中南局的通知。中南局有个通知，是金明签字的。
叶曙明：金明是支持封的吧？
梁锦棠：（学生）逼着他说封得好，封得妙，封得呱呱叫。另外，我们最不服气的，就是中南局的那个封报通知，说《红卫报》过去办不好，现在办不好，将来也办不好。问题在第三句。“过去办不好”，还可以高姿态讲；“现在办不好”也可以说，现在办得还是不满意；“将来也办不好”，我们就不服气了。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说，事物是发展的，它不对可以批判，怎么能说将来也办不好呢？有什么理由？这不合逻辑。我们工人就吵起来了。
叶曙明：那个通知是怎么下来的？
梁锦棠：鬼知道，是贴在传达室门口那儿的。我们面对中大，有什么事中大都会“照顾”我们，所谓“照顾”，实际上就是想插入我们（工厂）。[10]
在另一次访谈中，梁锦棠追述了他们到报社与封报派对峙的经过，他说：
大家都说（中南局的）决定是不对的。我说：“这样吧，等会我们开个会吧。”（大家说）好啊，等会开个会。工人就说好，去开会。我回到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问怎么办？我说找些人来开会。这几天也有些其他厂的人来到我们这里，约上他们来这里，一起开个会，一起研究。结果“哗啦啦”我都不知有多少人，不知从哪里来的，在我们厂里开会。（大家说）我们坚决反封。（我说）好啊，坚决反封。散会后，（有人说，现在）有些反封《红卫报》的人正在去那儿，我们去不去？我说：“去吧！下了班就去。”下班后，把工人叫上14路车（公共汽车），载我们去。一车车的人去反封。那晚在《红卫报》搞到下半夜。[11]
封报后，丰宁路的红卫报社门外，人山人海，两派群众在马路上展开激烈辩论，大标语和大字报已经贴满墙壁。工人们反对封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封报是以北方红卫兵为主，这些人目空一切，气焰薰天，有包办革命之嫌，令人反感。
广州市部分工人、学生组织起“扫流寇队”、“劝架队”，专门攻击北方红卫兵。封报事件发生后，一些造反组织更喊出“赶走北京人，打死武汉人”、“捞松捞松，生在湖南，死在广东”（“捞松”是广东人对北方人的戏谑称呼）的口号。
12月6日，当一群上海红卫兵在龙津东路“破四旧”时，被大批广州市民包围，并一直追到接待站，人群狂呼着“我们广东人联合起来，打死外地人”、“打倒北方串连学生”，用石块砸门，往接待站里冲。来不及躲避的外地红卫兵，几乎全部遭到殴打。
次日晚上，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驻穗联络站与赵紫阳见面，向他提出抗议。双方正在开会，丰宁路红卫报社门口，又聚集了两三千广州市民，驱赶外地学生。据当时和赵紫阳开会的武汉红卫兵说：
我联络站同志闻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请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和省委赵明一同坐宣传车赶到现场，这时现场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纷纷爬上宣传车，车的前身和后尾都坐满了人。他们隔着帆布狠狠打我们的广播员，这些暴徒切断了我们的广播线，随后又强行撕开了帆布棚，狠狠地乱打我们的广播员……这时金明同志也挨了一拳……我联络站与赵紫阳的会谈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同他一起坐车一同前往现场调查，谁知我们的人一下车便遭到围攻和毒打。[12]
12月23日，一份题为《就〈红卫报〉被封和停刊事件，告中南地区人民书》的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传单指出，“《红卫报》拥有37万多订户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封闭者无视广大革命群众迫切需要通过党报倾听党中央的指示，倾听毛主席的声音，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事，单方面地悍然强行封闭《红卫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传单提出六项主张：
一、最坚决要求《红卫报》必须立即启封和复刊。
二、一切革命群众必须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中南局某些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利用《红卫报》被封闭事件所玩弄的阴谋诡计。
三、中南局必须充分考虑广大革命群众强烈反对封闭《红卫报》和坚决要求启封、复刊《红卫报》的革命呼声，立即收回中南局宣传部12月15日的错误通知，并责成中南局宣传部向中南地区革命群众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
四、复刊后的《红卫报》必须彻底清除前《羊城晚报》错误路线的影响，切实改正《红卫报》的缺点和错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办成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报纸。
五、《红卫报》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依靠革命群众，按照十六条去解决。
六、所有革命群众都应当关心、爱护、支持和监督党报。党的宣传工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及党中央批准的其他报刊、电台等，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封闭、干扰和中断它的正常活动。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的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由于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正如黄意坚所说：“事实上，年底，中大八?三一经11月9日以后在全市（甚至到广州市外）搞冲机要室，抢黑材料，也已疲倦了，而按当时八?三一勤务组的观点，是希望（通过）冲要室来发动群众，但其效果，不及封《红卫报》事件，《红卫报》一封，广州明显分成革保两派，对封与不封的辩论，遍及广州全市各个角落。”[13]
12月21日，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氮肥厂、广东麻袋厂、卷烟总厂、珠江造纸厂、广东电影机械厂、广州市建筑一公司、白云山农场机械厂等24个单位的工人代表，召开座谈会，对封闭《红卫报》事件，展开激烈辩论。省电影机械厂的青年工人莫超海（文革后期担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反封派”代表之一。他力言产业工人应该打破以往的沉静，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去。
在封报之前，已经有许多工人在酝酿成立组织了，封报事件一出，就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索，工人组织呈井喷状冒出。莫超海和广州市建筑陶瓷厂职工黄秀琨（文革中地总宣传部、参谋部负责人）接受叶曙明的访谈，谈及封闭《红卫报》对工人组织出现的影响。
叶曙明：是谁提出要搞产业工人组织的？
莫超海：就是大专院校的校工……应该是原来中山医、广州中医学院（的人），我为什么会和他们挂上钩呢？因为我本身搞社会活动比较多，他们有的人是搞环形供电时候的电工，这班人统统都参加了组织。还有一些是参加过广州市工人话剧团的，我曾经是广州市工人话剧团的业余演员，也参加过合唱团，也搞过环形供电，比较熟悉社会上的人，所以单位就推我出来，和他们接触联系。那批人都是学校的司机、水电工、实验工厂的师傅，他们组成了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
叶曙明：那时划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了吗？
莫超海：还没有。社会上真正划分是从《红卫报》（事件）开始。广州市的工厂还没有正式的名堂，但已经有一些战斗队组织了。
叶曙明：当时成立这些组织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组织？
莫超海：当时就是为了参加革命大批判，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维护毛泽东思想。大家都说自己是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打倒一切。说这个是革命派，那个不是革命派。实际上都是在单位里对领导班子的看法，进而对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在本单位里就是支持哪一批干部，对工程技术人员、对领导个人的看法，慢慢就分成不同的观点。这时就出现《红卫报》事件了。
我8月份出来了，经过几个月，到处联系、看大字报，大家的思想慢慢比较接近了。当时要筹备成立一个广州地区产业工人的组织，大家就推我出来联系……开始筹建（工人组织）这件事时，《红卫报》已经被封了。我们就围绕着对《红卫报》的看法，大家对这件事作一个交流，凡是认为封《红卫报》不对的，不支持，反对的，就把这种思想的人凑过来。
叶曙明：你们是反对封《红卫报》的？
莫超海：我们是反对的。后来说我们这些大老保，就是靠反封《红卫报》起家的。现在看也不是没有道理。
黄秀琨：我们同情文化界、学生，反对封《红卫报》，从思想分界线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工人并没有介入，主要是同情文化界和学生。我们的思想就是拥护共产党，你把党报封了，就不太对了。但我们没有参加那些行动，思想和行动要分开。[14]
梁锦棠是红总的发起人与主要负责人。他认为封闭《红卫报》是刺激他们组织工人队伍的重要催化剂。梁锦棠说：
到11月份，中央下发了工人“抓革命，促生产”十条下来，可以组织工人队伍、工人组织了，但不能跨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然而然就组织起来了。一组织起来，真是好像急风暴雨，很快的，我们新港线那一带的工厂，轰的一下就串起来了，很快的，真是很快、很快，在反封《红卫报》之前，我到了广重、广纸、机械厂……
新港线是我们的策源地。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一是不搞跨行业，另一个是不想搞跨地区。我都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怎么和你一起呀？弄得不好，给别人戴了一项反革命的帽子我都不知道。这个我很清楚，所以我开第一次正式筹备会时，每一个到会的人都要填一份表，姓名，性别，什么单位，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担任什么职务，一定要写清楚。
叶曙明：第一次筹备会是几时开？
梁锦棠：66年10月开第一次筹备会。
叶曙明：有多少人参加？
梁锦棠：应该大概三十人左右，在华南缝纫机厂。为什么要到华南缝纫机厂呢？因为我们那个厂，中大和北师大的人已经来了，我在厂里已经给人贴了满天的大字报，我的比党委书记的还多，说我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保皇派”，十大罪状，又要炮轰，又要油炸。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在厂里，不是工人写的，是中大和北师大的那些学生写的。他这边贴，我们的工人那边就去撕，这就产生摩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华南缝纫机厂开筹备会。
反封《红卫报》之前，中大有人找过我，我当时说，你们是学生，我们是工人，如果学生的革命行动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工人阶级一定支持。我是这样模棱两可，没有说支持你这支队伍。到《红卫报》被封后他们又来找我，他们知道我们是反封的。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的观点与你们不一样，很难谈得下去。当时我是很明确的。这样，厂里的另一班人就与他们结合了，这是少部分人，这部分人不敢与我正面碰撞，因为一和我碰撞，肯定会被大家包围，根本没得拼。所以他们正面不碰撞我，找些学生，甚至走到车间去贴，走到我的车间、我的老巢去贴。车间的工人就说：你贴呀，你再贴我就揍你，赶你出门口。你再贴！你快点走！我看这种情况，就去华南缝纫机厂，在华南东那里，开筹备会确定成立自己的工人组织，参加中南地区联络总指挥部。
叶曙明：第一次筹备会，你是召集人？
梁锦棠：是的，我是召集人，从在电机厂开座谈会开始，我自始至终都是召集人。[15]
广州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在回顾历史时，也认为封报事件是广州地区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焦林义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以为只是在文化系统，所以市委成立了一个文革领导小组，由管文教的书记薄怀奇当组长，我们那时是不管这些事的，当然作为市委来讲，总的还是要讨论，要研究，但具体的事情由他来管。后来到大串连开始以后，那就不光是文教系统了，整个单位都动员起来了，从省委到市委，整个单位来管了。
从开始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那时还局限于文教系统，后来，特别是8月以后，北方红卫兵南下来串连以后，已经扩大到工厂，扩大到农村，领导小组已经领导不了了。省委也好，市委也好，都不能不直接抓了。那个领导小组无形中就撤销了，不起作用了。全部由省委直接抓。
广州真正形成两派，是从查封《羊城晚报》开始的。那时候一个要封，一个不让封，就这么形成两派。以后一派“革命”更厉害一点，一派比较温和一点，就是所谓“保守派”。两派一搞起来以后，地方实际上就管不了了，那就要军队插手了。[16]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部秘书科科长的迟泽厚（文革时担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在接受叶曙明访谈时，谈到军队在介入广州地方文革时，封报事件成为他们衡量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标尺之一。他说：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了。
广州是通过几件事来鉴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年12月查封《羊城晚报》，造反派说它是陶铸的黑典型、黑工具、黑据点，要查封。那时《羊城晚报》已经改名叫《红卫报》了。原来的报名是陶铸题的字，后来不敢叫人题了，就改成三个黑体字：《红卫报》。但还是换汤不换药啊。造反派要查封《红卫报》，有人就反对。反对的这批人后来就成了保守派，拥护查封的就是造反派。广东的几件大事，封《红卫报》是最早的一次事件。[17]
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事件作出解释，并重申支持立场，否定了启封和复刊的要求。
中南局《关于〈红卫报〉问题给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称：“今年2月份以来，《红卫报》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推动中南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应当肯定。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陆续发生了不少重大错误；在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南局派去的工作组和报社领导也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些，中南局是负有责任的。报社的这些严重错误，一直改正得很迟，很不得力，因而激起了革命小将们的愤慨，采取了封报的行动。革命小将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他们这一革命造反精神，我们坚决支持。”
尽管《红卫报》是面对中南五省的，但只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向广州市人民作出了公开表态，完全肯定了封报行动。“省委、市委认为，24个群众革命组织封闭《红卫报》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决的支持。”接着，省、市委劝告“反封派”：
最近，有一部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出于对报纸的关心，也由于对《红卫报》被封闭的情况不大了解，提出了启封、复刊的意见，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中南局已经发出公开信加以阐明。省委、市委完全拥护中南局的意见，并将在革命群众中积极开展说服解释工作，消除一些误解；同时做好《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的发行工作，解决读者一时的读报困难问题。我们恳切希望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对中南局的公开信进行认真的讨论，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红卫报》被封问题取得一致的认识。[18]
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想平衡两方，在黄伟经问题上，他们站在报社党委和“反封派”一边，支持对黄伟经实行隔离停职审查；但在封闭报纸问题上，他们却站在“封报派”一边，支持封闭《红卫报》。总之，什么“左”就支持什么。
陶铸也表示同意封报。12月30日，他在北京和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见面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陶铸：还有《红卫报》，你们封得对，是革命的行动，这个报是办得很不好，原来中南局准备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同志们提出，为什么我管主编，因为报纸办得很坏，今年2月我管了一个月，组织了一些文章、社论，有些作用。
同学：中南局现在已同意复刊。
陶铸：你们觉得复刊好还是不好？
同学：现在不是复刊不复刊的问题，而是中南局挑动群众斗群众！
陶铸：这我看到一份电报才知道，要彻底揭，以后处理，群众斗群众是绝对不允许的，违背主席指示。挑动是坚决不允许的，要彻底查办，究竟是谁搞的。
同学：你同不同意复刊？
陶铸：我说最好不复刊，看以后怎么样，如改组得不好，就不办算了。
同学：要彻底改组！
陶铸：我支持你们封。办得不好，何必办呢？放毒，又不支持文化大革命。
关于广州本地造反组织与北方红卫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陶铸也表了态：“‘劝架队’‘扫流寇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如是省、市委组织起来对待革命师生的，应立即解散。我查一查关于‘劝架队’今天广州来电话，我才知道。马上打电话，中南局、省市委负全部责任。”[19]
黄伟经问题，在社会上影响，毕竟不算太大，而封闭党报，可就兹事体大了。因此，事情的结果，是使天平的一端向“封报派”那边沉下。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直到13年后，“文革”已成陈迹，年2月，《红卫报》才重新以《羊城晚报》这个老招牌正式复刊。
[1]武汉工学院东方红陶铸专案小组编《陶铸问题专集》（1），年2月。
[2]《坚决改组红卫报！彻底清算前羊城晚报的滔天罪行！》（传单）
[3]红卫兵暨南大学八．二八战斗队《红卫报的命运必须由中南地区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决定》，年12月18日。
[4]《红卫报》韶山红军《中南局在红卫报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年2月12日。
[5]载广州红司暨南大学《东方红》文艺批判专刊（2），年7月22日。
[6]广东省委批转群众来访接待站“关于群众来信反映的主要情况和问题的报告”，年12月18日。
[7]《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8]叶曙明访问黄意坚谈话记录。年2月23日。
[9]《封〈红卫报〉通令》，年12月13日。
[10]叶曙明访问梁锦棠谈话记录。年10月18日。
[11]叶曙明访问梁锦棠谈话记录。年11月10日。
[12]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严重的政治事件》，年12月10日。
[13]《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14]叶曙明访问莫超海、黄秀琨谈话记录。年11月。
[15]叶曙明访问梁锦棠谈话记录。年10月18日。
[16]叶曙明访问焦林义谈话记录。年3月3日。
[17]叶曙明访问迟泽厚谈话记录。年7月16日。
[18]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关于红卫报问题告全市革命群众书》。年12月28日。
[19]《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问题的实况》，年12月30日。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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