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港府暂时关闭驻台北“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的决定，引发香港和台湾之间数十年来罕见的隔空激烈交锋，象征着台、港两地关系已经陷入“读不回”的危险境地。究竟港府的“硬道理”何在？台当局的误判又如何？双方关系的转圜空间，是否真的已经完全没有了吗？
笔者5月17日于《明报》笔阵栏目发表了题为“台湾驻港机构会关闭吗？”的文章，分析了港、台关系如何跌至“冰点”的过程，揭示了台湾驻港机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陷入关闭危机的处境。文章刊发翌日，即传来港府宣布暂时关闭驻台北“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的决定。随后港、台官方还就此隔空激烈交锋，上演了一场香港和台湾之间罕见的口水战，也象征着台、港关系已经陷入“读不回”的危险境地。
新闻稿未透露的交恶缘由
原本17日港府当天宣布关闭驻台办事处的决定时，并未透露具体原因，仅言及“与疫情无关”，台湾负责管理台港关系的陆委会也仅表达“深感遗憾”。殊不知，时隔三天后，港府发表一份新闻稿，并透过发言人较为详细地就港府决定的理由进行说明，对台湾当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就此，陆委会也发表强力反驳的声明，对台湾方面的作为进行自我辩护，并指出台港官方关系倒退背后的港府责任。如此双方恶言相向的交锋，为数十年来未曾有过，无疑不仅无助于港、台双方关系保留多一点转圜空间，也让香港过去以来在两岸之间所扮演的桥梁或润滑剂角色进一步式微。
检视港府新闻稿的内容，最大的特征，是将关闭驻台办事处以及港、台关系倒退的责任全面归咎于是台湾方面。港府所指出的关闭香港驻台办事处的背景，包含两大理由：（1）台湾当局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对港台关系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声明特别批评台湾当局推出“援港专案”，并在“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策进会）下设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暴力示威者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人提供支援”。（2）香港驻台经贸文办人员“曾受岛内激进人士威吓”。
客观而言，港府对台湾方面的两大指控并非无的放矢，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然而这些是双方互设的办事处，如今再也撑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吗？
在香港还没发生年下半年的反修例运动之前的年7月，港府率先拒绝了对台湾驻港新处长卢长水发出签证，两年后继续拒绝代理处长高铭村的延签申请，因而导致台湾方面宣布拒绝对香港驻台办事处处长及其他官员发出新签证。港府的新闻稿对此过程只字未提。
港府之所以未触及港、台对对方官员相互拒发签证，除了是为了淡化自己的可能责任，恐怕也是为了避免衍生更大的争议。因为，若是归咎于台湾当局干涉香港事务，那么在香港国安法下被北京及港府频频指控干预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的美国等西方驻港领事馆人员的签证是否也必须同样停止签发？
“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下的“硬道理”
除了港、台互拒签证的客观交恶过程之外，港府关闭驻台办事处，其背景折射出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关系的恶化，以及香港在国安法实施后港府处理港、台官方关系的艰辛。
港府的新闻稿确实也触及了香港方面处理港、台交流的先决条件与环境因素。港府先是交待了香港驻台办事处于年12月在台北开始运作，是基于两岸在“九二共识”的互信基础。继而阐明今后港、台交流亦必须根据基本法、“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北京中央政府处理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来处理港、台关系相关事宜。
言下之意，港、台之所以得以互设办事处，其背景是当时主政台湾的马英九政府秉承了“九二共识”（尽管国民党的内涵解读与大陆不尽相同）。与此同时，今后要维持港、台双方关系，包括官方交流，以及互设的办事处功能，将无可避免地亦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然而众所周知，民进党政府并未继承马英九和国民党认同的“九二共识”，亦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国民党所提的是“一中各表”）。在此环境变迁下，象征港台官方关系的互设办事处，确实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换言之，港、台之间所互设的办事处如今面临关闭及裁撤的危机，就港府必须依循的“政治正确”的思维而论，固然是在无可厚非的“硬道理”下难以避免的命运。
台方过度自信限缩转圜空间
针对港府无预警地关闭驻台办事处以及对台湾民进党当局“粗暴干涉”、“挑衅行径”的严厉指控，蔡英文当局由陆委会发出四点强硬声明，进行全面反驳。
一、台港双方年互设办事处换文所设置，根据换文精神设置办事处，并未触及“九二共识”等政治性议题。
二、台湾从未要求香港驻台人员赴任须签署任何附加条件，反而是年7月起港府对台湾派驻港人员设置不合理的政治要求。
三、台方根据港澳关系条例之规定，对合法来台的港人提供人道关怀及必要的服务，港府竟错误解读为“挑衅”。
四、就台湾民间团体赴香港驻台办事处抗议，台方均派员维持秩序，事后也曾致电关切。反观台湾香港办事处遭亲中人士抗议，港府不闻不问。
台湾陆委会的反驳是否合符道理，当可由读者瞭解、判断。不过，民进党当局在处理台港关系上却也存在关键的误判。
首先是过度自信，导致政策的推动缺乏慎重周详的部署。笔者于年6月拜访时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当时陈主委透露了已决定了派驻香港的新处长人选，并对卢长水如期赴任充满信心。如此的信心来自于香港自回归以来，北京的灵活与弹性的处理方式。根据笔者的理解，所指的是北京在陈水扁时期台湾赴港官员的签证，以及年蔡英文执政以来在代表处续存上所展示的“宽容”态度。
然而，后续的发展证实台方的判断是过于乐观。也正因如此的乐观认知，致使其在处理敏感度极高的台港关系上，缺乏精准的判断能力，导致相关政策未能得心应手。
譬如，“为因应中共强推港版国家安全法造成香港的变局”所设置的支援赴台港人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是设在“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下面。然而众所周知，策进会及与其对应的“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是不定义为“官方”的“白手套”，其性质类似于两岸关系中北京的“海协会”与台北的“海基会”，是官方关系之外不可或缺的缓冲地带。事实上，港、台代表双方的办事处，正是在策进会和协进会交涉下的成果。民进党政府把与港府立场对立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设置在策进会下面，彰显了其缺乏对台港关系敏感度的判断能力，导致策进会失去其应有的“缓冲”功能，结果限缩了台湾自身在处理港台关系议题上的转圜空间。
总而言之，港府关闭驻台办事处，标志着香港与台湾官方关系的历史性倒退，既受制于两岸关系恶化的影响及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政治环境的变迁，也涉及蔡英文政府对台港敏感关系缺乏高度的警觉。无论如何，港府对关闭驻台办事处一事，只宣称“暂时”，而台湾关闭驻港办事处亦仍未发生，策进会与协进会亦未被废除，双方的转圜空间并非完全没有，如何柳暗花明又一村，考验北京、香港与台北三方的智慧。
注：林泉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