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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是休谟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如果套用一下这句话，可以说：是昆德拉的笑声将人们从生活的固定想象中唤醒，他的笑声一如既往的轻盈而尖刻。
昆德拉在那些有如哲学著作一般精巧的小说里，到底嘲笑过多少人、多少事，至今没人统计过。印象所及，他嘲弄过爱情，说爱情看似神圣的决定竟然建立在恋爱双方彼此误解的基础上；他讽刺过后现代的美学，认为那是一种“美的错误”，是“美的历史末期”；他甚至对死者施以刻薄，挖苦公墓就是石化的名利场，公墓里的众生根本没在死后变得清醒，仍在墓碑上夸耀自己的显赫；当然，他也没放过宗教和政治……
如果说尼采是反宗教的，维特根斯坦是反形而上学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昆德拉是反庸俗美学的。他从美学信念与意识形态中，窥见了同一套逻辑：每个人都在用“抒情”讨好自己，用“真理”讨好大众。
他的小说俨如生活的试验，他笔下的人物是尝试各种生活可能的替身，比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和弗兰兹，分别代表轻与重、虚妄与超脱等一系列生存悖论，而人物之间看似界限分明的生存状态却在故事结尾走向一种混沌的和解——这些芸芸众生好似气泡，昆德拉以顽童的目光注视它们，最后用手指将它们一个个戳破。
昆德拉是轻盈而尖刻的，嘲笑世间一切傻瓜的俗套逻辑，以至于批评家弗朗索瓦·里卡尔认为他有着“撒旦的视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昆德拉是嘲笑生存本身的——正如他在《庆祝无意义》一书的结尾写道：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应该学习去爱它……（魏鼎）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这句犹太格言被作家米兰·昆德拉反复引用，以至于很多人错把它当成昆德拉的名言。如果人类思考的背后真有谁在发笑，那更大的可能也不是上帝，而是昆德拉本人。即便记者面对面采访昆德拉新作《庆祝无意义》中文译者马振骋先生，还一直无法抛弃这个念头：也许，俯视众生的昆德拉正在用他那充满嘲讽的目光，盯着我的每一个问题……
邂逅马振骋
《庆祝无意义》是昆德拉在八十五岁高龄写就的小说，继上一部作品《无知》，中间隔了整整十年，昆德拉也藉此打破了关于自己歇笔的传言。其实，《庆祝无意义》最早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已于去年11月在意大利低调面世。直至今年4月法文原版问世，简体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才交给著名翻译家、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马振骋，并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首发亮相。
与马振骋邂逅是在上海展览中心的展会上。彼时记者在这个面积约2.3万平方米的空间里闲逛，心里面念念不忘的却是如何采访这位《庆祝无意义》的译者，逛着逛着，竟一眼认出正在临时演播室录制节目的马老。待录制活动结束，记者上前“毛遂自荐”，刚讲出采访意图，他已经笑着说：“要采访是吗，明天上午来我家里吧！”——一切出乎意料，就好像昆德拉的小说。
马振骋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法国语言文学专业科班毕业，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的高校任教。教学之余，他痴迷于法国文学及其译介，烛幽发微于四百年以内的作品，从蒙田、卢梭、左拉，一直到圣埃克絮佩里、纪德、杜拉斯、昆德拉，涉猎之广令人惊叹，他称自己“以法语文学为生”。当记者第二天清晨叩响马老家的大门，老人家已经伏案工作几个小时了，书桌上摊开的仍是一本法文版的《蒙田随笔全集》。
《庆祝无意义》一如既往地延续了昆德拉风格，用一个荒诞的哲学问题开启故事，又以故事的推进解决该问题，将哲学讨论置于戏剧化的场景之中。小说以卢森堡公园为舞台中心，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好友轮番登场，由他们的生活遭遇以及三三两两之间的交谈，引出斯大林讲的二十四只鹧鸪的玩笑、尿急不敢上厕所的傀儡主席加里宁、自杀未遂却偶然杀人的母亲以及天使堕落的征兆……正如“庆祝无意义”所传达的意思，书中人物有如一群酒神信徒，他们一方面接受生活的无意义，一方面大声地赞美生活。
庆祝无意义
确定书名为《庆祝无意义》，马振骋着实费了一番思量。如果将昆德拉这本新书的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无意义的节日”——如此一来，“无意义”就成了一个形容词，但昆德拉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无意义节”更接近他的本意，就好像端午节、重阳节。
“然而《无意义节》又不好听，我联系上下文的语境发现，昆德拉的意思是：生活本身可能是无意义的，我们应该庆祝它。比如你身体没毛病，就是幸福，所以我们‘庆祝没毛病’。在年事已高的人看来——像我，这种生活态度并不稀奇，很多作家到了晚年，都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后来我感悟到：既然人们庆祝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庆祝本身也就没什么意义，于是我在‘庆祝’和‘无意义’之间做了一个停顿，书名其实是《庆祝无意义》，就好像‘喝酒无意义’、‘抽烟无意义’。”原来马振骋在题目中暗设机关，需要有心的读者去“颖悟禅机”。
马振骋将自己的翻译原则总结为“忠实于原著”，听上去有点老套，然而这个古老的“法律”又很难去推翻。他常常跟人说——你要是篡改原著，不如自己去创作！在他看来，什么“拿现代人的视角重新阐释经典”——这都是废话。“比如一些文学评论者用女权主义理论批评潘金莲，可那个时代潘金莲除了出轨，还有什么选择？要她跑出去找工作吗？”马振骋笑道。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将昆德拉的风格归入“轻盈”一类，可马振骋坦言自己的视角不同于批评家，从不将作家归类，他倒觉得“看出作家之间的不同点远比看出他们的相同点更有意思”。有一次，一个年轻记者在他面前大谈“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振骋很不以为然，作为译者，他想得更多的是去领会作者的意思、再现书的内容和风格。
话虽如此，“忠实于原著”不过是一个原则，中西语言毕竟存在巨大的鸿沟。有人将昆德拉的小说喻为“复调艺术”，书中关于灵与肉、轻与重的探讨，酷似钢琴曲中的复调结构。但马振骋不认为译者可以用中文表现原著的音乐性，他以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人的大地》为例，作者在书中回忆自己在阿根廷初航之夜的情形：这是一个昏暗的夜晚，原野上看不到别的，只有三三两两的寥落火光，星星点点地洒落在远涯上——法语原文是有节奏感的，句子也很短，而自己只能用中文去尽力模仿，寻找一种“相对的确定性”。
反抗“有意义”
攀谈至此，马振骋起身去喝水，并第三次问我是不是也要喝水……很快，他重又落座，提出要为我朗读书中第页的句子，在他看来那是理解“无意义”的钥匙：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他的嗓音低沉犹如松涛。
“写得不好吗？不够惟妙惟肖吗？”马振骋合上书本，大声地问我——还不由我回答，已经把我拉到历史的巨幅画卷面前：在恐怖时、血腥斗争时、大苦大难时，总能听到有人喊出响亮的口号和形形色色的主义，可老百姓需要的并不是大而空的许诺，而是太太平平、安居乐业。在一些革命主义者看来，安居乐业反倒是无意义的，轰轰烈烈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从全视角来看，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对一个人有意义的事情，对另一个人很可能是灾难。在那些风起云涌的时代过后，最终还是回到“老老实实地做人”（蒙田语）。
在马振骋看来，蒙田和昆德拉有一种近似的怀疑气质，能够制衡人类的天真和愚蠢。“要活在当下。”就是蒙田说的，同时蒙田还是一边在乡间小路上散步，一边自问“我知道什么”的哲人。纪德对蒙田很是敬佩，圣埃克絮佩里和纪德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对大而无当且言之凿凿的空洞话语都有一种反抗意识。他们的怀疑精神对我们有所启示：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只要活好当下就够了。像蒙田说的：“光明正大地享受你的存在。”昆德拉在《庆祝无意义》一书中讲了类似的意思：人生是无意义的；做人要有个好心情。
“庆祝”有意义
我问马振骋，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他说，他翻译阿明·马洛夫的《迷失的人》时，发现阿明·马洛夫对人生无可奈何，像中东的事情，打来打去没个了局，大家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昆德拉的遭遇也许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有一次，昆德拉陪朋友去教堂望弥撒，身子坐在教堂里，心中却怀着一种奇怪而幸福的感觉：他的不信神与朋友的信神竟是那么令人惊奇地相似。昆德拉说，“无论如何，我又能知道什么？而他们，他们又能知道什么？”“换言之，一个人的‘信’和另一个人的‘不信’，其实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找到了一种‘寄托’、一种相对的确定性。”马振骋说他也找到了人生相对的确定性，那就是法语文学翻译以及背后的神圣原则。
在马振骋眼中，这个世界有形形色色的人，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当他看到一些人在积极努力地生活，就觉得他们一定有自己的道理，“你不能嘲笑、解构一切”。
“是啊！”采访即将结束，记者不无感慨地说，“即便昆德拉讽刺、质疑任何抒情形式，将嘲讽、毁灭的目光投向一切价值标准，可他本人还是义无返顾地生活、写作。”——“别忘了，他还在义无反顾地‘庆祝’。”马振骋补充道。
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
●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
●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
●年，离开捷克，定居法国。
●年，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问世，为法文翻译版；次年捷克原文版出版；年美国导演菲利普·卡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
●年，最后一部用捷克文写作的小说《不朽》出版。
●年，第一部用法文写作的小说《慢》出版。
●年，小说《无知》出版，为西班牙文翻译版；年法文原版出版。
●年，文学随笔《帷幕》出版。
●年，文学随笔《相遇》出版。
●年11月，最新小说《庆祝无意义》意大利文翻译版出版；年4月法文原版出版。
昆德拉部分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晶报记者魏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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