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
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论凌独见与五四时代
新文化运动在各个地方展开时，吸引了无数追随者进入到这股潮流之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在浙江一师的“非孝”之争中，施存统等“新青年”的对手方——凌独见是以“卫道守旧”之形象展现在新旧分明的历史叙述之中的。但若征诸凌氏生活与思想的演变轨迹，其实他并非“卫道”青年。凌氏与“新文化”主流之间是一种既迎合又排拒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深刻揭示了边缘知识青年在五四时代里跌宕起伏的生命境遇。
新文化运动；凌独见；失语者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新文化运动在各个地方展开时，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进入到这股潮流之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免成为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失语者”，凌独见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尚不算于史无闻，常常出现在关于浙江、关于杭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在这些叙述里，凌氏独立执笔《独见》周刊，写文章与施存统等新青年“作战”。但吊诡的是同样在那些历史叙述里，凌氏好像仅仅是作为一个“非孝”之争中的“卫道青年”而存在的。他作为具体个人的种种，我们却几近一无所知。不少关于凌氏的已有成果都既不知其早年，也未读过《独见》周刊，但在缺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人其刊的议论倒是不少。即使有研究者可能读过《独见》周刊，但囿于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的固化分类而导致其所论去历史真相甚远。而利用各种零散史料来重整和探究凌氏言行引发的反响和凌氏离开一师后的生命轨迹的研究则几乎未见，因此这些问题或都有进行厘清的必要。
这些问题的厘清除了事关凌独见这一具体人物外，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五四时代”。在五四时代读书人的竞争当然不乏酷烈的一面，但它与戊戌时新旧之争的最大区别是，当年属于“旧派”的读书人是要杀人“翼教”的，所以杜亚泉才会说：当时“新旧”二字“意义本极单纯”，“以主张仿效西方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
可到五四时代“天下为学说裂”，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趋新”只有程度之差，而无本质之别。在杜亚泉眼中“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已被看作为“旧”。而茅盾则不认为“鸳蝴派”的出版物可代表“旧”，因为它们“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在新旧纠缠难辨，“主义”的时代又未真正来临之前，此时的读书人之间的纷争离合该如何理解，则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另一个大问题。
一
凌氏本名凌荣宝，浙江衢州人，有说其眇一目，故号独见，其家出身为小业主，开一家规模不大的柴炭店。据其自述，《青年》杂志创刊那一年（）他已写了不少“卑劣得很”的白话诗。大概年，凌氏进入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在一师属于“二部”学生即非师范本科，而是中学毕业或小学教师来校培训一年者。因在“二部”低人一头的缘故，凌氏在一师本默默无闻，他在学校的脱颖而出始于执笔批驳《非孝》的《独见》周刊。
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独见》周刊现存第1—4号。虽然笔者仍在查找原刊，但《介绍》中已有《独见》周刊第1—4号的目录，并引述了不少其中的文字。这些文章，可以肯定未用文言写作，而且凌氏文章之“新”相较与其对战的“新青年”们实基本无差。
如凌氏在《独见》发刊词中说：“我……也不征求父母师友的同意，也不经过官厅的许可，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发行这张出版物。……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要变他为光明，我以为只有教育这条路。有了教育，什么真理啊，人道啊，一齐涌现眼前了。至于平等，自由，博爱，互助等，也尽在其中了，不过我程度很浅，能力很薄，又在求学时代，还要请大家本了互助的精神来指教我才好，研究教育道德，是我的主要旨趣。”他又说：“在德谟克拉西的时代，在报纸上面，专门研究如何专制，军阀的目的和方法，或者在国界还存在的日子，在杂志上面，一味研究卖国的方略，这都是荒唐之极的。主张非孝一文，又何异于是”；“我以为孝有广义狭义之分别；善事一己的父母，是狭义的孝，善事全社会的父母，是广义的孝。新伦理的孝，是广义的孝。广义的孝，换句话说，就是博爱……从社会方面说，子不孝亲，是社会最大的障碍，现在研究社会的科学，一天发达一天，我们都晓得社会是个人与个人互相扶助的，不孝自己的父母，焉能帮助别人家。”
这些话基本都是针对施存统《非孝》的大意而言。《非孝》的原文现在似已不存，但据年施氏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文章则概括为：“‘改造社会非从根本改造不可’，所以我的非‘孝’，目的不单在于一个‘孝’，是要想借此问题煽成大波，把家庭制度根本推翻，然后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人类是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当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
从这段引文不难看出施存统和凌独见的观点表面看似对立，但却分享着五四青年的相同预设，比如白癜风症状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