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晶报
东门，自古以来就是深圳地区的商业中心。以东门老街为核心的“深圳墟”，构成了今天深圳的城市雏形。
但是，东门对深圳的意义，不止于此。70年前，它曾经承载了深圳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年抗战胜利，深圳地区日军的受降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东门，深圳日军在此投降当年10月5日，中国新一军第30师第89团第2营，在罗湖深圳公所(今东门老街)接受日军第31独立混成联队的投降。
深圳，结束了5年的沦陷岁月，深圳人重新成为自己家乡的主人。当年10月6日，《大公报》刊发著名战地记者黎秀石发自深圳的专电，详细报道东门受降仪式，将深圳人的自豪与喜悦传向全国和全世界。
事实上，深圳地区的受降并不是只有这一场。9月下旬，中国新一军第30师第88团在龙岗(当时属于惠阳)接受了日军第师团第91旅团的投降。
在深圳地区沦陷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包括其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转战惠东宝地区，深入敌人后方，大量杀伤、牵制日军，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年8月18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向广东日军指挥官田中久一发布命令，责成其派代表洽谈投降事宜。
但是，鉴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国内形势，深圳日军按照其上级只许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的命令，拒绝成建制向东江纵队投降。不过，在国民党军队赶到深圳之前，仍有名日军官兵向东江纵队投降或投诚。
截至年10月上旬，驻守深圳的余名日军官兵，全部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日军占领深圳后在罗湖山上放哨（前为广九铁路、罗湖桥和深圳河），切断了港澳内地间的主要交通线。
深圳，日军重兵布防之地在中国抗战史和深圳地方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有一个细节过去经常被人忽略：年3月10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来到深圳蛇口半岛大南山，视察日军防务。
很多人知道冈村宁次的“三光政策”，以及他策划的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却鲜有人注意到他的这次深圳之行。他究竟所为何来?
“年12月，日军大本营预计美军将于年4、5月间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然后占据华东并进攻日本本土，”深圳市史志办研究者王硕渡对晶报记者说，日军第23军判断的美军登陆地点，最有可能在大鹏湾、大亚湾、红海湾、碣石湾以及蛇口半岛一线。这与今天深圳市的范围存在着很大的交集。冈村宁次来到深圳，就是为了视察日军防御美军登陆的准备工作。
在广州附近的白云山马头岗，日军战俘正建造新一军公墓。
事实上，美军一度也确有此意基于这种战略判断，直到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日军仍然重兵布防深圳地区。根据王硕渡的考证，截至年8月，日军在深圳地区驻军主要包括：独立混成第31旅团，大约多人，驻在罗湖；第师团第91旅团，大约人，驻在龙岗（当时属于惠阳）；香港防卫队一部和野战电信第三中队一部，大约人，分别驻在罗湖和南头。
日本投降前夕，深圳地区日军兵力达人左右。广东省的日军总兵力则有14万人之多，并且都是准备防御美军登陆的精锐部队。
任务，从反攻广州改为深圳受降年8月15日，中国新一军第30师第89团第2营营长侯超文少校，刚刚随部队从缅北战场调回国内，在南宁进行整训，准备接下来参加反攻广东的战斗。
“8月15日，重庆广播电台以激动的声音播放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特大喜讯，举国欢腾，……我们驻在(广西)田东的部队在睡梦中听到广播，……小县城沸腾狂欢，锣鼓喧天，震耳欲聋。”
多年以后，侯超文在回忆录《忆难忘琐记》(该书系湖南省石门县台办主任陈锦龙向王硕渡提供，在此致谢)中记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部队驻地民众的欢腾场景。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命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围绕着受降也发生了明争暗斗。广东属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对广东受降权志在必得。但是，由于美军不认可余汉谋的抗战贡献，蒋介石决定将广九地区的受降权交给张发奎第二方面军。
于是，第二方面军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开赴广九地区受降，今天深圳市所在地区的受降工作，主要由其所辖的新一军负责。第2营营长侯超文为宝安日军受降主官。
于是，侯超文跟随部队来到深圳。他在回忆录《忆难忘琐记》中写道，自己接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本营(第2营)负责广九铁路沿线驻扎日军受降。”
历史的契机，让侯超文这位在滇缅战场出生入死，在密支那、南坎战役中屡建战功的青年军官，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在深圳的历史上。
年10月6日，《大公报》刊发了特派记者黎秀石从深圳受降现场发回的报道《深圳日军缴械》。
缴械，深圳日军在东门投降年10月5日，在深圳公所前广场，举行了宝安县境内日军受降仪式。侯超文回忆录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宝安县境内日军陆空军受降日军为34(应为31)联队与空军分队，……集中深圳公所前广场，我全营官兵亦以庄严阵容六百余人全副武装列队于司令台两侧面对降卒。……各国新闻记者及大公报记者驻港黎秀石均在司令台上下采访。”
第二天，《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特派员(记者)黎秀石的现场报道《深圳日军缴械》。稿件写道：“中国新一军第三十师八十九团第二连(似为‘营’之误)今晨在深圳和保(宝)安附近，解除了两千日军的武装。”
《大公报》的报道，详细记录了深圳日军投降时向中国军队移交的物资：“这在缅北打胜仗的一连(营)军队，正在接收十个日本的供应库，一个飞机场，医院，二十门大炮，十一辆摩托车，一百五十八匹马和驴，以及其他的供应品。……十个日本供应库都储藏着很多的物资，中国军队接收时，保存得也很好。”
《大公报》的报道描述侯超文“是一位典型的能干的中国青年军官”，侯超文接受采访时说，“他对于日本(军队)执行缴械命令时的卑贱样子，获得了很深刻的印象”。
侯超文在受降仪式上致辞时说：“我国古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惜日本军阀，侵略成性，驱使良善之国民，驯为虎狼凶狠斗士，放弃东亚和平，……愿20年后之新日本，共荣东亚，洗心革面!”
战犯，交出了祖传的军刀黎秀石对于当天率部向侯超文投降的日本方面指挥官——联队司令官德本光信大佐，也颇费了一些笔墨。报道写道：“他(德本光信)对于日本在中国所作的一切感到耻辱，与中国多年作战之后，他认识了中国是不能征服，不可侮辱的。
对于侵华战争，德本光信狡辩称，“过去日本曾企图用武力与中国作为朋友，‘那是错误了’”。他很温顺地说：“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在心坎里与中国为友。”
侯超文回忆录中说：“德本光信敬献其祖先拥有四百年之古老指挥军刀。上镌金质佛像于握把两侧锦绣剑囊，光泽夺目，极为美观。”
这个细节，在《大公报》的报道中得到了印证：“当日本的联队司令官把他祖父传给他的一把剑送给侯少校时，他说：‘我呈献这把剑，这留在身边的唯一的武器，不是战争的姿势，而是和平的象征。我希望你在将来看到这把剑时，就会想起今天，并希望新世界的建立。’”
德本光信说这番话是出于真心还是虚情假意，现在已无法考证。但是，这种姿态显然不足以抵消他的战争罪行。由于日军第31独立混成联队在闽南至汕头一线大肆烧杀抢掠的暴行，德本光信被中国政府定为乙级战犯，并于年在广州被处死。
黎秀石的报道中还提到，在深圳接受日军投降的新一军，“就要开往日本，作为(驻日本)中国占领军的一部”。
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由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发动国共内战，新一军被派往东北战场作战。最终，这支在抗战中屡建奇功的部队，在辽沈战役中全军覆没。侯超文辗转前往台湾，年退役。年，在女儿的陪伴下，侯超文返回湖南常德石门老家探亲祭祖。此时距离他离开大陆已有55年。年，侯超文在台北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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