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资深出版人、北京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做客“书啡生活”书吧，以“出版竞争策略谈”为主题发表演讲，分享他关于中小出版社在激烈竞争中如何生存发展的思考。晶报记者乘此机会专访了李昕，听他讲述自己的“新工作”、写作，关于电子时代出版与纸质书出路的思考,以及他与深圳读书月的情缘。
谈新工作、新生活：
还是编辑，重拾写作
晶报：您自三联退休后又被商务印书馆返聘做顾问和策划人，具体工作定位和内容是什么？有什么计划和想法？
李昕：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以前一直把工具书、学术图书做得很强大，把它的大众图书出版给“淹没”了。现在商务印书馆想强化大众图书出版业务，我去年10月加入他们，主要是策划一些选题和推荐写作者和资源，如帮助编辑和作者建立联系。即将面世的有“读书系列”：王蒙的《读书与写作》、钱理群的《风雨故人来——钱理群谈读书》、刘再复《读书十日谈》、杨义《读书与治学》。
晶报：您还说退休后有件重要的事情是重拾搁了二十多年的笔，继续年轻时的写作梦。您这些年编辑和写作的关系怎样？
李昕：我学的是中文，年轻时也有作家梦，早期做编辑后也是一手编一手写，但后来分析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但不能以此谋生。当时我有个同事高贤均说得好——“与其做一个三流作家，不如做一个一流编辑”，这对我很有触动。后来做了三联管理层后就很少写了，虽然还是为一些报刊写过文学评论，但没把写作看太重，觉得没空写就不写嘛。
去年退休后时间充裕了，一方面把做编辑的相关演讲、经验心得整理出来，另一方面开始文学性写作，有写周有光、杨振宁、傅高义、韦君宜等的文章，最近这些文章也将结集出版。
谈电子时代的图书出版：
编辑与纸质书何去何从？
晶报：您的新作《做书》是您的演讲记录，有人说编辑可以看，非编辑也可以看，因为书中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您对这本书的读者定位是怎样的？另外，您觉得纸质书编辑的经验也适用于电子书的编辑吗？
李昕：其实这本书最开始是给大学里面学传播学和编辑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看的，像南开大学、河北大学都请我做客座教授；第二是一些出版集团请我给他们的青年编辑做培训；第三，书里有我的一些编辑心得、个人思考，对一些资深、骨干编辑也有启发；第四，我一直说编辑对书要有独特判断，发现它有其它书没有的差异性，书里有我的个人经验、感悟、出版理念和大量案例，尤其是失败的案例——而这个是同类书里少见的，能让编辑避免这些错误，总编辑也可以看；第五，这本书是连续的五个讲座内容，涵盖编辑工作的全部，相当完整，类似《出版概论》《出版实务》——这些人都可以读这本书。
今天国内的电子出版落后欧美几十年，对编辑的要求还比不上纸质书，因为要么就是把纸质书直接搬上网，要么就是良莠不齐的网友写作，几乎谈不上编辑。如果国内的电子出版正规化，肯定需要纸质书编辑的能力和经验，所以我不认同电子出版时代“编辑已死”的言论，恰恰相反，我认为需要更多的优秀编辑。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电子书能发展到文字、影音、图片相结合，也许会对纸质书产生冲击，那时对编辑的要求也更高了。
晶报：您曾说过今天纸质书要超越一般阅读价值，要同时具有赏玩、收藏等价值。除了精品化、藏品化，纸质出版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
李昕：其实阅读纸质书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长期存在，我说转精品化、藏品化只是为了抵消电子出版带来的压力。人们对纸质书的需求在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会稳定。年左右电子书崛起，很多观察家和出版人都很焦虑和悲观，甚至预言纸质书会消亡。但15年过去了，电子出版确实有了长足发展，但纸质出版也还是在稳步发展。我们一直拿发展比我们快的欧美来参照，欧美的情况是，刚开始纸质专业书、杂志出版受到极大冲击，被电子书取代很多，但是大众出版其实一直受影响不大。据最近美国出版商会公布的数据，年前5个月电子书销量下滑了10%，这给了我们信心。
晶报：在普通读者印象里，三联一直是人文社科类书籍较多。普通读者还会有这种印象：要买文学书就找人民文学出版社，买古籍类书籍就找中华书局，买经管类找中信出版社。这种分类是以前体制决定的还是有别的原因？
李昕：确实以前出版是国家分工，那时出版社也不多，包括产品、产品线分工就带来了你说的这些特点。但改革开放后，出版社渐渐多了，出版社也逐渐打破这种分工特点，主动选择。如海豚出版社以前做童书，它旧的强项没丢，近年还在社科人文领域发力，做得也不错。这既和出版社的定位有关，也和出版人的资源、出版理想、人才队伍有很大关系。
谈深圳读书月：
引导全民阅读，开国内风气之先
晶报：今年的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即将揭晓。您参与编辑的《邓小平时代》《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均曾受到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