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说：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11月9日，今年77岁的何道宽携译著现身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媒介环境学前沿思想论坛暨媒介环境学译丛第一辑发布会。作为中国翻译界“大牛”，他是引进传播学理论的“拓荒牛”，更是勤勤恳恳做学问的“孺子牛”。他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与教学50余年，译作92种，著译论文字数逾万。
总有人要甘当“敢死队”
年，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横空出世，西方乃至全世界为之一震。年，39岁的何道宽在美国留洋时读到《理解媒介》，虽一知半解，但受惠颇多，相见恨晚。谈起这本预言式的巨作，何道宽眼神发亮：“只有他一个人说，‘有了复印机，人人都是出版人’，如今自媒体就是这样，他的观点太超前了！’”当时，国内对传播学理论仍知之甚少，他下定决心翻译此书，将它引进中国。
八十年代初，有限的物质条件给翻译出版带来巨大的困难，学界对于新思想的准备尚不充分，译介《理解媒介》还是“孤军奋战”。别人不敢做，何道宽却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因为它难，才要翻译。”
年春天，何道宽得到两位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校友的支持，正式开始其艰难的翻译工作。《理解媒介》原文无注释、无文献、无索引，面对思路清奇、行文跳跃的“三无产品”，何道宽凭借自己多年的积累，查阅国内外多门学科的百科全书，为它做了近条注释。“中西文化殊异，中西学术隔膜，为了使原作的意思明白晓畅，为了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大量的注解是必须的，再费力也得干。”何道宽说。
在高强度工作下，《理解媒介》的翻译终于在年2月完成。当时国内只有复旦、人大等几所高校有新闻系，而此书中几乎75%都是新知识，受出版社委托审稿的老师读不懂，学术市场又不景气，出版社就不敢出版。拖了四年，这本“天书”才正式印行，然而仅册的印刷量使其几乎石沉大海。
年，国家正式承认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该学科成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并列的两个二级学科之一。年，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理解媒介》中译本的第二版，将其纳入“文化与传播”译丛。此次发行响应学界对“原汁原味的麦克卢汉”的呼唤，也满足了社会对传播学的需求。该书在年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本书”，成为唯一入选的新闻传播界学术书。
学术翻译对译者的跨学科能力和研究能力要求颇高，有追求、愿意做出牺牲奉献的人不多。“稿酬很可怜”、出版社一次性买断、译作不被计入科研成果等现实因素也令很多译者望而却步，不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何道宽却不这么想：“中国的学术繁荣需要引进学术资源，总有人要甘当‘敢死队’啊。”年，属于儿童文学范畴的第一本译著《希腊小奴隶》问世后，何道宽便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翻译中。“眼睁睁看着国内新闻传播口的发展需要这些东西却没人愿意做，我不忍心。”他说，“总有人要做这份工作。”
就是要拓宽拓宽再拓宽
年幼时，何道宽家靠织土布维系生计，有时甚至穷得难以为继。因为贫穷，他中学好几年里只能用师兄师姐送的书。“读书是副业，劳动是主业。放学后的晚上、周末都在家里纺纱织布。”漫长的夜里，斑驳的烛光伴随纺线交织盘错，朗朗的背书声盖过了低沉的机杼声。在保证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他努力挤出学习时间。高中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英语成绩尤其优秀；高三时，英语老师刘幼安让他给高一的师弟师妹讲授英语语法。对英语浓厚的兴趣驱使他在求学路上不倦跋涉，忘记苦累。
年，何道宽参加高考，由于付不起前往里外乐山市区考点的车费，他和两个同学相约步行跋涉到考场。“在路上一分零用钱也没有，饿了只能吃干粮，渴了只能喝路边的生水。”他说，没有盐分摄入，水喝得越多，人就越虚脱，当晚他开始腹泻，第二天进考场时还在泻肚子。尽管考试状况不佳，这个来自偏远县城穷人家的孩子，依然考出了英语86分的好成绩，以全校英语第一名的成绩被四川外语学院录取。
上大学后，何道宽如愿进入了喜爱的英语专业，很快他意识到外语专业的局限性。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语言文学的学习，他感到自己的知识面难以在其他学术领域拓展。“如果你只知道ABC，你就不知道其他广泛的专业知识。但如果你痛感自己的不足，愿意去弥补自己的短板，就可以‘痛改前非’。”何道宽说，“时间不够，可能要不吃，不喝，不休息，才能学到东西。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吧？就是要拓宽，拓宽，再拓宽。”他以五分钟为单位时间计划学习，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至少比其他同学多两个小时。年秋，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和肠胃炎。在与病魔斗争的两年里，他依旧坚持每周读一本书。本科四年，他几乎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英文藏书。不捐细流，终汇成学术的汪洋——如同他的名字。
“奋斗与奉献是我在大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品质”，凭着这份品质，毕业后的他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外派交换学者，何道宽赴美国戈申学院进修。除按要求完成语言学和文学进修外，他还选修了与欧洲哲学史和跨文化传播相关的课程，广泛涉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知识。这次经历成为他日后脚踏中西文化、双向“盗火”与“播火”学术生涯的催化剂。离开美国前，每位学者都得到一个“封号”，他被称为Mr.Bookholic——“读书狂先生”。
“我是个纯粹的书斋型学者”
年3月，《光明日报》刊登的一则深圳大学招聘教授的广告引起了何道宽的注意。时值深圳大学建校十周年，51岁的他南赴深圳，踏上深大的土地。
尽管公务繁忙，何道宽始终不忘人民教师的职责，常常秉烛备课，恨不得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称行政工作是他的短板，只能“勉为其难”，做学问才是强项。当年他申请调入深圳大学时，只提了一个要求：一间比较宽敞的书房。
凌晨三四点，静谧的书斋里明灯亮起，何道宽早已伏案提笔，开启新一天的工作。“我一般晚上九点睡，凌晨三四点起来工作。”坚持每日早起，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笑称这是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状态。在他看来，清晨头脑比较清醒，工作效率更高。年退休后，何道宽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翻译中，更加惜时如金，日均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
孜孜不倦的努力和付出，让退休后的他进入了井喷式的学术高峰期——每年平均出版百万字的学术译著。十八年来，他累计翻译了两千多万字，人称“百万教授”。翻译是项磨人的技术活，每本译著的序跋，他都像写论文般对待。“学术语言需要更新，二三十年重译或修订很正常。”在他看来，译著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何道宽坦言，当下最大的烦恼是没有时间。这两年，他明显地感觉到体力、精力和视力的下降，工作时间也从10小时逐渐减到如今的7小时。然而他的生活依旧忙碌，除了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做学问，他偶尔还会参加一些学术论坛，会会许久不见的老友。何道宽自称今年是他的“大年”，他的8部译著先后出版，其中5部被收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媒介环境学译丛第一辑。在11月9日的译丛发布会上，现任《晶报》总编辑胡洪侠笑道：“深圳当时‘买’了何道宽八年，他却为深圳奉献至今。”对于深大，何道宽饱含深情：“我是深圳大学的受益者，当为她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教师、学者、翻译家，何道宽不断将他的人生道路和追求拓宽，为新闻传播学的读者推开一扇窗户，为跨学科的学者开拓新的天地。“我毕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只讲奉献。名利不期而至，但我希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深翻译家’。”何道宽谦逊地说。
何道宽介绍
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深圳市道德模范、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荣获深圳市政府津贴专家（年）、文明市民（年）和优秀党员（年、年）、南粤优秀教师（年）等称号。
他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与教学50余年，率先引进跨文化传播学、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媒介环境学，为英语教育和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至今已有译作92种，著译论文字数逾万。
文字
梁善茵吴著进程慧文
编辑
梁羽晨
摄影
郭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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