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读完需要1小时以上，无兴趣者别浪费时间。想看的也别一次性读完，眼睛会很累的）
引言
人们都说历史是后人编写的，所谓新朝修前朝史。只有当前面一个朝代彻底结束了，人们才去为它修史，史书好比一个人的墓铭志，人还没死你就帮人家撰写，即便写得再公正，也有可能招来一顿痛扁。
其实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对。史马迁著《史记》，写到汉朝时，也写当代人物。所谓后人修史，不过是后一个朝代的官方为前一个朝代修史，尽管多数还是比较公正，但到了清朝就已经出现串改的苗头。乔治·奥威尔在《》中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是一个政权发展到邪恶时期的必由之路。
随着国学热的兴趣，现在历史学似乎已成为一种显学。除了学院派之外，目前已经出现不少“史学票友”，既然是“票友”，他们所述的历史，也只能是“野史”了。
我们今天谈江西报业史，当然也属于“野史”的性质，其中观点，也不可能是“盖棺之论”，疏漏甚至可能是有意为之。
重点是市民类报纸。
然而谁都知道，作为市民类报纸，现在淡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
——这里指得是形式，就是那种通过油墨印在新闻纸上的东西，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不是哪一个省、市的问题，甚至于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全球背景下的大趋势，就好比胶片相机，百年柯达又如何？
纸媒消失，但新闻永在。
这也是全球新闻界的共识。
这或许是好事，一件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好事。
——试想一下，全世界每年用来印报的纸张，光消费木材就需要数百平方公里的树林，就算这其中大多数木材是人工培育的，但我们把它们留在地球上，不是可以节省数以亿吨的碳排放量吗？更何况多数造纸厂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早已触目惊心。
其实最近几年，全世界报纸的印刷量都大幅下降了很多，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即便是全球闻名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他们甚至到了变卖大楼来维持的地步。
据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自年开始，变卖房产的报社有大有小，比如佛蒙特州巴里的小报社TheTimesArgus（发行量为份）将总部大楼卖给了他们的市长。
《华盛顿邮报》也已开始出售它那地处闹市区的总部大楼，而买家正是网络巨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
纽约时报公司与波士顿红袜队（棒球）)的老板约翰?W?亨利达成协议，以万美元的价格将纽约时报下面的《波士顿环球报》卖给对方。
价格还不如一个顶级棒球手的5年合约。
华盛顿的房地产研究公司CoStar估计，《波士顿环球报》多年来在莫里西大道的总部大楼就价值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亿元）。
他要的其实是这栋楼。
年的钟声还没敲响，全国就有近20家报纸宣布休停刊。
《黑龙江晨报》《人民公安报?消防周刊》《黄山日报?黄山晨刊》自年12月29日起停刊；
《赣州晚报》《郴州新报》《新商报》《亳州新报》《新知讯报》《春城地铁报》自年元旦起停刊。
此前，上海滩知名综合性周报《申江服务导报》也于年11月28日起休刊。这张周报曾经创造过年广告收入近亿元、每期平均万元奇迹的周报，竟然也到了活不下去时候，其它都市类报纸的日子则可想而知了。
另外，《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西部商报》；
才办了3年的大连《地铁时报》；
辽宁省的《华商晨报》；
北京日报集团下的《北京晨报》、《京郊日报》；
北京青年报下的《法制晚报》等知名媒体都在年走完了他们最后一程。
年消失的，竟然还有创刊于年的上海《生活周刊》。
而我们的老朋友《江西商报》，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宣布，从年11月1日到年4月30日休刊，看来还是不想就这样草草离场啊。
我们在这里不妨大胆预测一下，年4月30日之后，《江西商报》复刊的几率微乎其微。
第一章：回忆：——
说到报纸，学过新闻的都知道，最早可能是中国唐朝的《邸报》。
有人考证说还更早，说是西汉就有。
唐朝也好，西汉也罢，所谓《邸报》，与现代新闻学的意义上的报纸是很难相提并论的，拿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代《进奏院状》和年在德国出版的《艾维苏事务报》一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类似于红头文件式的“政府工作简讯”，而后者才是普通民众特别是经商者最有兴趣想知道的各种消息之汇编。
国内真正意义上的报业起源不会早于年。
19世纪末，尤其是“百日维新”前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大部分为民间创办。
关于中国报业的历史，可供参考的资料多如牛毛，这里就不多谈。
中国最早新闻学的开山者是江西人。
他的名字叫徐宝璜。徐宝璜被誉为“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界最初开山祖”。所著《新闻学》一书，于年11月出版，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著。
年，徐宝璜与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被推为副会长、并担任新闻学研究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代会长蔡元培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定期为会员讲授新闻学的基本知识，那时徐宝璜年仅24岁。
年6月1日，徐宝璜因患风寒痰症逝世，年仅36岁。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合格的记者也是江西人，名叫黄远生。
可惜此人年仅30岁就被喜欢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一枪给崩了，那还是年，当时黄远生在美国。
说实话，当年同盟会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按照现在通行的国际规范去衡量，他们基本上跟ISIS没啥区别。
黄远生被杀，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在英语中听上去像“皇、袁、生”，那些在美国的老同盟会员们认为，他可能是那个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的儿子，也不核实一下，先崩了他再说，估计后来国民党“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行为是从这里遗传下来的。
一切竟是这么荒唐。
黄远生最有名的新闻作品叫做《外交部的厨子》。
黄远生认为，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
黄远生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这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相信仍未过时。
后人总结新闻史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辛亥革命前后，内地省市的报业也开始出现。
江西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现的新鲜玩艺是由官方发行的《通学汇编》，时间是年。
第一份民办的江西报纸则出现于年之后，约在年到年之间，其名为《自治日报》。
而官方的正规报纸则是年11月份创刊的《南昌民国日报》，据说其首任社长是以共产党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洪宏义。
关于洪宏义，我们很难从公开的资料中查到更多的内容，所有提到此人的文章最后都是语焉不详，难免不让人从中察觉到其中的一点诡异。
洪宏义（—）是江西省贵溪县冷水坑人。又名洪罗漫，后改名洪道平。
年，洪宏义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结识了来自贵溪邻县弋阳的同学方志敏。一年后，洪宏义、方志敏、吴骧、徐钦才四位同学被推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后来洪宏义和方志敏先后去了上海，在邵力子的《民国日报》里打工。
年1月，赵醒侬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上海回南昌着手创建中共江西党。他通过先后回到南昌的方志敏、洪宏义与江西改造社的负责人袁玉冰等取得联系，由袁玉冰、洪宏义、方志敏、王立生、赵醒侬等15人为组织者，以江西改造社为基础，在东湖边创立了江西第一个革命据点——南昌文化书社。
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江西代表9人，其中洪宏义、赵醒侬、刘伯伦则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为代表。
年3月，北伐军准备攻打江西，江西省党部的青年团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按照上级指示，返回原籍，筹组宣传、谍报、运输、向导和慰问等小分队，以迎接和支援北伐军进入江西。洪宏义回到家乡贵溪。
同年11月8日，北伐军打败孙传芳的部队，攻占了南昌，过了三天，江西历史上第一份由政党控制的报纸《南昌民国日报》创刊，洪宏义担任社长，总编辑是徐先兆。徐先兆也是改造社成员之一。
年四一二之后，《南昌民国日报》改名为《江西民国日报》，报纸遂被国民党右派控制。
洪宏义后来又回到家乡，徐先兆则东渡日本留学，俩人均没有继续革命。
洪宏义据说在这以后还当过国民政府的区长，年被镇压。
而徐先兆回国后曾当过江西境内一些中等学校的校长，又据说曾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解放后在江西师大当教授，年被打成右派，年平反，3年逝世，享年岁。
年5月，南昌解放，《江西民国日报》停刊。
江西另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是创办于年的《华光日报》。
这是一份民办的报纸，由徐喆仁个人集资办刊，徐喆仁自任发行人兼社长，总编辑是龚适天。此二位除了民国江西的老记者万人俊先生《南昌掌故轶事》中略有记载之外，其它地方都查不到他们更多的资料。
据万人俊先生回忆，该报因为是民办，所以充分走市场路线，注重工商信息，重要新闻配有摄影图片，并且还是市场分析和时事评论，颇受市民欢迎，每天销售上万份，这在旧时南昌的影响力不啻今天的百万大报。
万人俊当年就是这家报纸的记者。
据他回忆，那时他一个月能拿到二、三十块大洋的薪水，这在当年的南昌也属于高收入者，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头上等水牛的价格也不会超过10个大洋。那些主笔和资深编辑的收入就更高。
年5月，南昌解放，《华光日报》停刊。这一点与北、上、广大城市不同，因为那些地方的民营报刊，解放后有些还苟延残喘了一些日子。
解放前江西的报刊仅在南昌发行的就有四、五十家，似乎比现在还要多，但真正有影响力的不过二、三家，除上述两家之外，还有一份属于大报形式的是创刊于的《中国新报》，这份报纸由国民党的新政学系（新政学系以熊式辉为首）一帮人控制，但运营又是私有化，所以办报质量还算不错，每天也能卖出个八、九千份。
所有这些报刊，统统在年5月彻底完蛋。
第二章再回忆：——
新中国江西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并不是《江西日报》，而位于上绕的《赣东北报》，该报创刊于年5月24日。
年10月1日，《赣东北报》更名为《上饶日报》。它的子报《上饶晚报》也是全省创办最早的，创刊于年1月，比《江西日报》的第一张子报《信息日报》还要早2年。
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全国报业纷纷寻找出路、多数市民类报纸朝不保夕的年，《上饶日报》社反而逆水行舟，又创办了另一份子报：《上绕晨报》。
年6月7日，《江西日报》开始发行，这是江西唯一一张由毛泽东亲笔题名的报纸。
有人看到《南昌日报》也是毛泽东的字，殊不知那是从毛泽东书法当中集合出来的四个字，当然，这也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才行。
还有人以为吉安地区的《井冈山报》也是毛泽东题写的，这也不对，虽然他们请过毛泽东写，但毛泽东让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写，陈正人的毛笔字是照着毛体练出来，所以看上去有点像毛泽东的字。
要说起来，《井冈山报》的创刊也很早，该报的前身叫做《吉安日报》，创刊于年7月，只比《江西日报》晚1个月，不过只办了3个月就停刊了。
此前吉安也有一份报纸，那是国民党专员行署办的《民治日报》。
年，吉安地委又办起了《群众报》，过了几个月便改名为《井岗山报》，后来看到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把井岗山印成了井冈山，大家又不敢去问，所以干脆把井岗山一律改成井冈山，就像过去以朱元璋的字为准一样。
《井冈山报》的子报为《吉安晚报》。
位于长江边上的九江市年5月7日就被解放军攻占了，过了半个多月才打到南昌，所以《九江日报》是紧接着《江西日报》成立的江西第三份报纸，时间是年6月10日。而它的子报《浔阳晚报》创刊于年10月。
成立的比较早的地方报社还有《赣南日报》，该报创刊时间是年8月。
《赣南日报》是赣州地委机关报。当时的赣州市还是地区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而年成立的《赣州晚报》则可能是我国第一张县级晚报，它是当时赣州市委（县级市）的机关报，并不归《赣南日报》社管辖，到了年，赣州撤地设市，《赣州晚报》才上划赣南日报社，改为纯晚报性质的子报。
年12月28日，《赣州晚报》宣布停刊，是江西第一家“不说再见”，不以“休刊”的名义停刊的报纸。
《宜春日报》的前身叫做《赣中报》，创刊于年9月，年1月改为《宜春日报》。《宜春日报》社3年1月1日创刊子报《宜春晚报》，该报后来改名为《赣西晚报》。
14年后，年12月31日，《赣西晚报》宣布休刊。
《抚州日报》最早叫《抚州农民》，创刊于年。年又更名为《赣东报》，年1月正式改名《抚州日报》。其子报为《临川晚报》。
其它地区如萍乡、鹰潭、景德镇、新余等市的报纸都不值一提。
重点说说省城的报纸。
《南昌日报》创刊的时间较晚，直到年7月才正式创刊。
百度上说《南昌日报》的前身是《南昌晚报》，这不对，其实它最早叫《跃进快报》，一看报名便知那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正式创刊时叫《《南昌日报》，年又改命为《南昌晚报》。
那个时期，全国各地，取名为“跃进报”或“跃进快报”的地市级报纸多如牛毛，《南昌日报》的前身《跃进快报》不过是其中之一。
《南昌晚报》在年前其实是晚报名字的党报，一会儿对开四版，一会儿四开四版，几乎没出过八版以上。
年，江西省所有地级报纸一律停刊。
年，《南昌晚报》复刊，这是全国第一张以晚报的名字复刊的报纸，比《羊城晚报》和《新民晚报》复刊都要早一、二年。虽然名为晚报，其实还是中共南昌市委机关报，办报的风格仍是党报。
直到年才另外创办一份《南昌日报》，代替《南昌晚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南昌晚报》则成为《南昌日报》的子报，成为市民类报纸。《南昌日报》设社长和总编辑，而《南昌晚报》只设总编辑，行政职位只想当于南昌日报社的一个部门。
另外还有一家十分低调的报纸是《光华时报》，其前身是《江西政协报》，年7月1日正式创刊，年1月1日起，《江西政协报》更名为《光华时报》，这张报纸虽说有全国统一刊号，但一般人想看还看不到。
江西第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子报是《江西日报》社办的《信息日报》，该报创刊于年10月。江西仅有2份报纸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是《信息日报》，另外一份是南昌市卫生局办的《家庭医生报》。
其实该报最早是叫《信息汇报》。年7月，江西省计委办了一张《信息报》，由于种种原因，办不下去，《江西日报》社就把它接了过来。
最初报社给新报纸起的名是《信息时报》，报省委宣传部后，认为这是全国第一张全信息报纸，就起名为《信息汇报》。因为一出刊就大受欢迎，一年后又改名为《信息日报》。该报的发刊辞由当时的省长赵增益亲笔撰写，第一任总编是周金广。
这是一张四开四版的小报，最吸引读者的是位于3版的“信息荟萃”，每条百八十字，其实就是全国报刊的文摘。到九十年代初，《信息日报》年广告收入已超过1千万元，成了《江西日报》的摇钱树。总编周金广也可能是因有了这个业绩，后来荣升为《江西日报》社的社长兼党委书记。
至于那张成为中国市民类报业30强的《江南都市报》，则要等到十年之后才亮相。
说起《江南都市报》，他们首先应该感谢《南昌日报》社。
因为创办这张报纸的人，正是原《南昌日报》社的总编辑朱昌勤。
第三章报纸市场化
朱昌勤是个怪才，也是一位诗人，不过这诗写得好不好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有一点不能否认，他的确是很有才华，他号称年轻时采访从来不带笔，他的耳朵就是一部精准的录音机，采访完回到办公室，听到的东西可以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因为有才华，所以也就有个性、有牌气，否则也不会到了快退休的年龄，放着报社的二把手不当，跑到对面的《江西日报》社去当一位中层干部。
因为他跟当时的社长殷定生完全不合拍。
朱昌勤认为殷定生根本不懂新闻，可殷定生说，咱可是正宗的科班出身，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比你这个野鸡大学(朱年毕业于洪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人不知要强多少。所以二个人你要这样办报，我就要那样办，你说四开小报有亲和力，我说对开大报才大气。
殷定生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后没有从事新闻工作，却分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后来又到了南昌市五星垦殖场，年调到南昌市委办公厅当秘书、随后又任市委宣传部的宣传科长，年任南昌晚报（南昌日报社前身）副总编辑，年至0年任南昌晚报社社长、党委书记（也就是后来的南昌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年6月逝世，享年76岁。
很多人不知道，殷定生还写过小说。
还是一部长篇小说，是跟原南昌作家协会副主席傅汉清合作的《井冈之子》。
该书由黑龙江出版社年出版，后来这本小说被拿去参加莫斯科国际书展，竟然评到了一个封面设计的优秀奖，这可是咱江西作者第一次获“国际大奖”，所以年，该书又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作品奖，那个合作创作者傅汉清（该作品第一署名人）也因此顺利地加入了中国作协。
一千八百年前的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事实上，哪有报社领导者完全不懂报业的现象？就算是半路出家，只要他肯学习，熟悉报纸业务也不是件很难的事。怕就怕听得多思考少，或者完全依照自己的经验出发，把自己装得太满，结果吸收不了他者的东西，这就没办法进步了。
而这正是一个报社领导最应自我警觉的习惯。因为报社是最需要接受新生事物的地方，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你不走在前面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报人，你用旧的眼光去看新的东西，新闻都会被你搞成旧闻，而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则恰恰相反，他会用全新视觉去观察平常人司空见惯一切事情，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9年，退休后的朱昌勤出版了自己的长篇传记《矛盾人生》，书中对自己为何跳槽去江西日报社创办《江南都市报》也作了简要的回顾。
朱昌勤年调入江西日报社，筹建《江南都市报》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起初他想为报纸起名为《天天晚报》，后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通不过，无奈只好改为《赣江大众报》。
《赣江大众报》在更名为《江南都市报》之前，其实一直对《南昌晚报》构不成威协。
朱昌勤虽然雄心壮志，然而毕竟“廉颇老矣”。《赣江大众报》创刊时也是4开4版的小报，虽然把《江西日报》广告做得最好的廖建国挖去当广告部主任，无奈每年广告收入只有百八十万，这与《信息日报》上千万的广告收入无法同日而语。所以一直得靠《江西日报》社补贴才支撑得下去。
直到朱昌勤快退休的年，《赣江大众报》仍然不温不火。南昌日报社的殷定生心中窃喜不已，只可惜，他高兴得早了点。
年8月，《赣江大众报》改名为《江南都市报》，并将邮发改为自办发行。这时朱昌勤基本上是退居二线了，领导《江南都市报》全面改革的，是一位新人，名字叫做张贞宁，坊间传言说他是社长周金广的女婿。
这其实并不重要。
《江南都市报》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统一的结果。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21世纪初，正是中国报业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的年代，只要报纸愿意改革，成功的机率都比较高，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会有第二次。这是天时。
作为在本土一家独大的《江西日报》社，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政治资源都没有与之抗衡的对手。
这是地利。
一张报纸成败的关键，最终还须靠人才。
其实这是废话，只要是干事业，哪行哪业离开了人才还能风生水起？但作为体制内的新闻从业人员，所谓人才，过去几乎完全依靠内生的因素，靠国家分配，靠内部矮子里面拔高子，它就像一座森严壁垒的寺庙，外来的和尚是不允许进来挂单的。
早在年，朱昌勤创办《赣江大众报》时，就打破了这种传统。
要知道，过去那些想圆记者梦的小青年，要么去沿海，要么去那些“内部报刊”。所谓“内部报刊”，这个留到后面的章节去详说，这里只说一句，内部报刊是培养新闻从业人员吃苦耐劳个性、死皮赖脸品德的最佳职场，一个记者只要具备这两点，其他的能力都好办。
朱昌勤留下来的一批人，加上后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来的记者、编辑以及广告从业人员，为后来《江南都市报》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来江西报业的用人机制起到了示范作用，就好比城市的高楼大厦是靠民工建起来的一样，城市市民类报纸的发展，主要也是靠这些没有编制的“新闻民工”。
这是人和。
尽管张贞宁没有重用朱昌勤带过来的几个人（比如廖建国、汪建华等等），但对通过招聘考试进来的年轻人几乎全部接受。
《江南都市报》更名前后，不断有新人进进出出，第一批通过公开考试进来的采编人员，如杨谨、张爱国、杨晓茅、刘良龙、刘祚保、练蒙蒙、熊激文等十几个人，除了后两位因是江报的家属之外，这里面的大多数人也都先后都因各种原因开了《江南都市报》。
因为是双向选择，离开者并非个人能力不强，相反，有几位后来在别的地方成就更大，比如魏寒枫2年就以70万的价格转入《体坛周报》，成为一段佳话；伍飞加盟《环球游报》后，现已是知名的旅游政治学者；刘良龙进入《深圳商报》后，也颇有成就。
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在《江南都市报》历练成长的。
年，《江南都市报》向市场发出猛烈的冲锋，通过街头免费赠阅以提高知名度，而自办发行更是灵活便利，过去人们去邮政局订报，你得亲自跑到邮局，错过了11月份的征订期就得等明年，而且邮递员也不会把报纸发到每家每户手上，除非你家就住在马路边。
《江南都市报》打破了所有这些条条框框，不仅可以破季订阅，甚至可以破月、破周订，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南昌市的大多数报纸纷纷采取的“今天订报、明天看报”的全新模式，这些都是《江南都市报》首开先河。
按理说，这时的《南昌晚报》应该有所觉悟了吧。
恰恰相反，本来自办发行队伍最为完善的《南昌晚报》，却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解散自办发行队伍，把报纸交给邮局代发。
有人用南昌话形容《江南都市报》“捡到了一泡热屎”，好比“瞌棍碰到了枕头”，一下就招到了很多熟练的发行员，连培训费都省了，人家还谢天谢地。
后来《南昌晚报》重建发行队伍，想叫这些人回去，条件再优越也请不动他们了，因为《南昌晚报》伤了他们的心。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南昌日报》社的殷定生并非无动于衷，他还是做了一些事的，其中最了不起的业绩是——
跑到上海的《新闻记者》月刊上发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
《报业无序竞争导致内耗》
该论文荣获年中国晚报优秀新闻论文一等奖。殷定生拿到奖状的同时，《南昌日报》社的广告收入已开始下滑。
如同上文提到的获奖小说一样，这篇获奖论文还有另一位作者，那就是后来成为《江西晨报》总编辑的黄洪涛。
说到黄洪涛，回过头来又要说一下朱昌勤。
前面提到过《赣江大众报》面对社会第一次公开招聘编辑、记者，事实上此前《南昌晚报》在朱昌勤的极力争取下，也面向社会招聘过一批记者，只不过这批记者更幸运，因为是有编制的，时间大概是——年，黄洪涛就是其中之一，同时招进来还有后来担任过南昌日报社社长的马健等人。
《江南都市报》另一个创举则是实行广告代理制。
这在江西媒体当中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就报纸而言，那时全国实行代理制的并不多。比如《深圳特区报》、《南方都市报》等都是广告中心自己经营。
实行广告代理制在以后几乎是强制性的媒体经营手段，但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办得好的报纸，广告自动有人找上门，没有必要给广告公司分一杯羹；而办得不行的报纸，你请人家代理都没人来。
《江南都市报》当时虽在上升阶段，但也并不是好到不愁广告客户。而代理报纸广告也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
事实证明，最初代理《江南都市报》广告的几家公司都发了财。
进入新世纪后，《江南都市报》几乎是一家坐大了，不仅打败了《南昌晚报》，就连自己的兄弟报纸《信息日报》也难望其项背了。
这一年，快到59岁的殷定生也即将告别工作了15年的新闻战线了。
而已经正式退休的朱昌勤却是闲不住的人，竟然跑到江西出版集团去，唆使人家也去办报纸。要论财力，江西所有的报社加起来恐怕还当不了江西出版集团的三分之一，那时的江报的年收入是以千万为计算单位，而出版集团早就以十亿、几十亿为起点了。
江西出版集团除了出版书籍之外，也办刊物，而且刊物办得还相当成功，像什么《足球俱乐部》、《农村百事通》等等，发行量最高时都超过百万份，他们可能觉得办报纸和办杂志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跟朱昌勤一拍即合。
拿出个几千万办张报纸还不是跟玩一样。
那时江西新闻出版局和出版集团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刊号就归他们管，要个全国统一刊号更如同探囊取物。
很快，0年1月，一张号称投资万的新报在江西出炉了，这就是《都市消费报》。朱昌勤因为是退休人员被聘用，只好挂了个总监的名号。
这简直是要把《南昌晚报》往死里赶了。
前面《江南都市报》那条饿狼正张开血盆大开，后面又来了《都市消费报》这么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这时的《南昌晚报》，用一句南昌话说就是：不死都要塌掉一层皮。
只可惜，这是一只纸老虎。
因为出版集团仍然把办杂志的方法用在办报上，号称三千万，其实根本没投这么多，该报年底试刊了几期，竟然采取周报的形式，而市民类报纸，办周报几乎等于自杀。
《都市消费报》一出笼，那种小家子气的办报风格，别说《江南都市报》，就是《信息日报》、《南昌晚报》都没把它当一回事。
在后来如火如荼的报业大战中，《都市消费报》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陪练者。
说报业大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江西的小报，因为小报当中差点出了大鳄。
第四章小报时代（内刊篇）
九十年代初，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改革春风吹满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差一步退回原点的市场化变革，再一次重振旗鼓。
此时的南昌街头，沿街的店家们把音箱放在了门口，有两首歌被人们反复播放。
一首是台湾歌手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
…………
跟着感觉走
紧抓着梦的手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噢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正如50后们将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当作他们的青春舞曲一样，60、70后们的记忆往往存放在港台歌星的声音里。
另外一首是香港歌手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
我拿青春赌明天
你用真情换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当年有一个傻缺，听了这首歌后，把自己名字改成*潇。
那个年代，满街年轻人最时尚的装配就是挂在腰间的BB机，路边的公共电话，任何时候都排满了队，打电话的人，一个个声嘶力竭，不是买就是卖，除了飞机大炮，什么都有人卖，什么也都有人买，后来听说一个叫牟其中大个体户，还真的做过一单大飞机的买卖。
九十年代，确实是个“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的年代。
应该市场化的领域与不该市场化的领域，只要有利可图，都纷纷以“改革”的名义走向市场。那个时代，下海、停薪留职、打破铁饭碗、砸烂铁交椅、政府机构办三产等等都是热门话题。
此时的江西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忽然办起了报纸。
这些报社，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小报。
小报分两种，一是拿到了全国正式刊号的，即在报头下面有CN36****（后面是一连串数字的），这种报纸的正式编辑记者有全国统一规格的记者证，特别重要的是，国家规定，只允许获得正式刊号的报纸申办广告经营许可证和邮发代号。
另一种是没有拿到统一刊号的，但又不能擅自出版，否则成了“非法出版物”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么办？因为它们也都是有政府部门作为主管单位的，所以由管理部门——江西新闻出版局给这些刊物发一个“内部报刊准印证”，有了这张“准印证”，可以用“**报”的名义出版，但不准通过邮政代发，也不准在街上报刊亭上零售，仅可以在本系统内订阅，寄送的方式是把报纸装在信封中，信封上还要打个印刷品字样，这样邮费就要比一般的信件要便宜很多。
有些内部刊物通过运作，能从北京拿到统一刊号，但多数却拿不到。拿不到统一刊号，既不能公开发行，又不能做广告，而当时一些政府的行政事业单位普遍存在存在经费短缺的现象，无奈之下，只有打擦边球了。
第一个擦边球就是把准印证号用汉语拼音字母简写ZY***或JZ***，让不知内情的读者和客户傻傻地分不清楚。
第二个擦边球就是仿照统一记者证的模式自己到浙江的小印刷厂去印一批证件外壳，然后在里面加盖自己报社的公章。
最后一个大的擦边球则是以帮助客户写企业宣传形象文章的方法做广告，也就是后来常说的“软文”。虽说没有广告许可证，内刊报纸开不了正式发票，但他们有“行政事业单位专项收款收据”，此收据是财政厅统一制作，在当时是可以作为入帐依据的，至于收费内容一栏，既可以写宣传资料费，也可以写订报费，甚至可以写赞助费。
所有那些“内刊”，那些以记者名义招聘进来的员工，其实大多都是以拉广告为主，但又不能像广告公司的业务员那样纯粹地拉广告，他们要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而且，写作能力越强，能拉到广告客户的概率则越高。
这里面就出现一个矛盾，很多文笔不错的年轻人，来内刊报社打工之前可能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文学青年，因原单位关不出饷或者效益太差或下岗或停薪留职来到这里，本想发挥能写点东西的文字特长，无奈要他们兼做广告业务员，面子总是放不下，不好意思问被采访者要钱，而这在内刊负责人眼中，属于是不合格的“记者”。
简直有点逼良为娼的味道了。
没办法，在口粮和面子不可兼顾的选择当中，往往生存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也算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一旦突破了个人的性格缺陷，尝到了拉广告所带来的好处，坚持下来的人还是有收获的，毕竟内刊报纸的广告提成相当可观，一般都在30%左右，有的高达50%。
内刊报纸多数为4开4版，也有一些是对开四版的。
这种报纸的版面价格从每版1千元到5千元不等，开始都是按照规定拿提成，后来发展到报社给你一个底价，多出来的全拿走。
试想一下，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就百八十元，他们拉到一单广告就能收入上千元，这就跟过去人家形容古玩店“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差不多。
这里面五花八门的技巧慢慢层出不穷，有的通过关系找到客户的主管领导往下压，有的通过给对方经办人员以稿费的名义拿回扣等等，不一而足。
反正只要拿到广告，一切都好商量。
当年比较活跃的内刊报纸，有的是省一级单位办的，有的是市一级单位办的。
省一级的有《江西工人报》，主管单位是省总工会。
《现代人才报》，主管单位江西省人事厅。
《绿晚报》，主管单位是江西省林业厅。
《江西安全部》，主管单位是江西省安全厅。
《江西交通安全报》，主管单位是江西省交通大队
《江西人口报》，主管单位是江西省计生委。
市一级的有《南昌工人报》，主管单位是南昌市总工会
《现代科技报》，主管单位是南昌市科委。
《市场信息报》，主管单位是南昌市文联。
《文化市场报》，主管单位是南昌市文化局。
…………
本来《江西工人报》是应该拿到全国统一刊号的，因为当时省一级的工人报基本上都有刊号，唯独江西没有。
这张报纸年就创刊了，按理一恢复就可以拿到国家的正式刊号。
原因无外乎有两点，一是因为该报复刊的时间太晚，错过了八十年代国家正式启用统一刊号的最佳时期，因为那时，只要是在办的报刊，无论是省级的还是市级的，都基本上可以能拿到统一刊号，像南昌市卫生局的《家庭医生报》、南昌市司法局的《法制时报》都是那个时候拿到的，放在九十年代，这两家市一级的报纸想都别想。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后来的《江西商报》、《现代旅游报》也拿到了刊号。
主要原因还是省总工会当时有一份《工人天地》的刊物，该杂志是有统一刊号的，而《工人天地》与《江西工人报》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虽然内部有分工，但负责人是一个）如果他们把《工人天地》改成《江西工人报》估计一下就可以批准，但他们舍不得，毕竟《工人天地》获得过什么全国优秀期刊称号之类的奖项。
因为没有正式刊号，《江西工人报》也就拿不到正式编制，没有正式编制，就没有充足的拨款，而《江西工人报》除了一、二个从别的事业单位调来的人外，其他人都是从社会上招聘（或熟人推荐）过来，人员虽不多，大概也就8——9个人，但每个月得发人家的工资吧，所以，他们要向外面找钱。
可是《江西工人报》在南昌市实在是没有什么影响力，别说拉赞助，就是让人家订份报纸都不容易，这其中的关键是该报的主编思想僵化，两个负责人，一个叫刘继生，一个叫刘隆汉，都是50多岁老同志，在机关呆了大半辈子，虽说勉强可以过文字关，但对于如何把一张报纸办得让群众喜闻乐见，则是半个点子都没有。
其实《江西工人报》里面还是有些人才的，比如欧阳滋生，采、编、版式设计等多项全能，为人又厚道，后来该同志因为竞争副总编，被人告发，说是十多年前生了二胎，严重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最终被发配到总工会学校当教师去了。
另外江西省著名画家，“三方”之一的方学奇就在那里当美编，所以该报的版面配图还是有点味道的。
《江西工人报》只好派人到下面地市去，总算每年能拿到几十万元的赞助费。
直到0年前后，该报终于拿到全国统一刊号，这时候，他们面对强手如林的报业大军，连参战的勇气都没有，只好退回去，靠总工会拨点经费过日子。
《现代人才报》虽然有人事厅这样的靠山，但这张报纸除了负责人是由人事厅派下来的之外，其他人员都是从外面招来的打工崽，来的人只有一个目标，拿这块牌子去搞钱。
该报除了报道人事厅里的一些工作动态之外，其他内容基本上都是从别人刊物中摘抄拼凑一下，前后不过二、三年的时间，到实在是无米下锅时，干脆关门大吉。
《江西安全部》曾将广告业务包给一个名叫徐国海的年轻人，因为有人提意见，该报就把徐国海给辞了，以后也不再搞创收，转为名符其实的内刊。
该报后来也拿到了全国统一刊号，不过到8年该刊号由江西高校出版社接管后，更名为《当代中学生报》。
徐国海后来创办虹谊广告公司，一度风生水起，这几年突然没有了声音，消失之前还跟某报广告部主任跟兄弟一样，打得火热。
《江西交通安全报》和《江西人口报》因为有较好的经费来源，所以很少派人出去拉赞助，他们都在本系统发行，规规距距。
作为内刊报纸，《江西人口报》一位名叫龚小平的资深编辑，凭借一大堆国家级的获奖证书，成为江西小报社里面唯一的高级记者。
再说《绿晚报》。
这份报纸挂靠在江西省林业厅下面的绿化委，所以取了个很有诗意的报名。事实上，《绿晚报》真正的操盘手是《江西日报》的资深记者张炜。张炜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本来是跑农林口的记者，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但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当总编的料，《江西日报》当年总共才二份报纸和一份刊物（〈记者写天下〉），不太可能让他去当总编，不过后来江报还真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担任被《江西日报》社接管过来的、原江西省政法委主管的《江西法制报》总编辑，那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在办《绿晚报》之前，他还办了另一份内刊报纸，主管单位不详，名字叫做《市场经济报》，该报出了几十期之后，一直不温不火，张炜在经济压力下，答应了一个姓陈的书报发行商的要求，即出几期“内容劲爆”、“版面紫红”、“标题刺激”的报纸，这位陈兄说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批发到全国铁路沿线。那时候，全国打工者从火车站进进出出，别的东西他们也不喜欢看，唯独这地摊报纸最合他们的口味。而且一开印就是以十万份计，最多能印四、五十万份，这个发行商声称每份给报社*毛钱，可惜只出了几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给省里面打电话，结果可想而知，《市场经济报》被吊销准印证。
《绿晚报》也没有正式刊号，也只能走“拉广告，写软性文章”求生存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条路只会越走越窄，根本没有出路。
其它的内部报纸后来的结局都一样，带着脚链跳舞，受伤的只是自己。
比如说由当时的南昌市科委主管的《现代科技报》，以前的名称叫做《技术市场导报》，这家报社的主编名叫龙国强，毕业于天津大学，是个二十几岁的楞头青，报纸还办得稀里糊涂，就要去匈牙利发展，说是招商引资，科委的领导还真信了他。龙国强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去了匈牙利（报社总共也就这2个人，办公室主任还是招聘来的零时工），留下一位名叫刘荆牟的实习生坚守阵地，他出了一期报纸，报头下面一栏打上，主编：刘荆牟。然而带着这份报纸跑到《深圳商报》去应聘，人家还真给了他一份“地产专刊”编辑的差事，后来这家伙成了深圳房地产界的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另外一张名为《市场信息报》的报纸，报纸的名字真不错，符合当时的形势，当年这份内刊是一份纯文学类的报纸，名叫《处女地》，主要是让那些喜欢写作、经常投稿又经常被退稿的文学青年有一个从手写变铅字的机会，后来因没有经费来源，想通过改个报名弄点钱。
这张报纸是南昌市文联主管的，当时的文联主席叫王巧林，已经60多岁了，因为资格老，当了就不想下来。
这份《市场信息报》除了一张准印证，一无办公场地，二无采编人员，三无一分钱经费。前面说到的龚小平在去《江西人口报》之前是《经济晚报》的一个记者，他找到王巧林说，你的报纸放在手上也是放，不如我来帮你办。
王巧林说，那你就试一期吧。于是龚小平一个人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另外还兼美编和广告业务员，花了一个多星期就把报纸给出了，除去印刷成本，还赚了几千块。心想这还真是个来钱的买卖。
王巧林一看报纸，软文不少，原来报纸是这样办的啊，竟不让龚小平接着办下去，他自己找了几个人接着干，出了几期，一分钱没赚到，还亏了几千块，干脆不办了。
龚小平把这个方法说给他的一个朋友听，那位老兄也不知从那里打听到江西某个部门也有一张闲了几个月的内刊报纸，报名好像叫什么产业导报，负责该报的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女孩，于是说好给她个人元，出一期试试。
这位朋友的办法是这样的，他找到一些商家，说是做广告不要钱，只需买一些报纸即可，不过这报纸稍微比市面上的贵一点，要一块钱一份，你买得多，给你的版面就大，0份起点，给四分之一版，一个整版只需元，但可得到8千份报纸。因为这种报级开印一万份，在普通的印刷厂，每份包打字和排版只需0..35元，这位朋友弄到了三、四个商家，然后东拼西凑从各种报刊上摘些文章，排满三个版，留下一个版做广告，印了1万纷，卖出份，其中一个商家在送报纸给他时反悔了，最后只收到那人元，多出的0份报纸卖给废品店，得了一百多块。前后花了三天，也赚了几千块。
这些虽都是一锤子买卖，但有一点很重要，要想从事内刊报纸的经营，必须是多面手，一个人要能写、会编、还要会拉广告，重要的是，你还得懂报纸的版式设计，那时不像今天，电脑这么普及，从前办报，需要先在画板纸上把文章图片的规格设计好，然后交给印刷厂的机房里，你还得在边上守着。印刷质量要求高的，就要出胶片，这个成本也高，一般内刊报纸，量不是太多的话，出硫酸纸即可，虽然如此，这也比七、八十年代报纸用铅字印刷先进得多了。
另外一张《文化市场报》就更有趣，这张报纸的主管单位是南昌市文化局，当年的局长名叫余根水，南昌县人，他跟当时的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后来的《文学与人生》杂志总编辑傅汉清是老乡。南昌市广电局办有线电视台时，由于没有场地，于是就租了市文化局位于杏花楼的几层房子，他看到有线电视台蛮赚钱，觉得搞媒体来钱比较快。
傅汉清开始想要王巧林的《市场信息报》，可是王巧林死活不给他，于是他跟余根水一拍即合。余根水让南昌市文化市场稽查大队拿出一间办公室，位置就在原来少儿电影院的楼上。
《文化市场报》一开始就没打算把报纸办得如何如何。他们先是让南昌市受文化市场稽查队管辖的娱乐场所订报纸，搞到第一桶金再说，然后再招一批人出去拉广告。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报纸只订到了几百份，广告却是一单也没有。
这时，那位把《市场经济报》搞垮了的书报贩子陈某某又来了，他对傅汉清发誓说，这回他只把报纸批发到一些边远县区，绝对不会出问题，还拿出别的地方出的样报给傅汉清看，说人家这些报都出了一年多，啥事也没有。
而此时的《文化市场报》也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南昌市文化局没有这项预算，让他们拨款是不可能的，摆在傅汉清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关门，要么相信陈某人，赌一把！
这一把的结局跟《市场经济报》完全一样，《文化市场报》的准印证被收回。
千万不要以为政府是吃素的，国家对非法出版物的管制，重视的级别跟“黄赌毒”是一样的，所以“扫黄打非”是放在一起行动的，“打非”就是打击非法出版物，没有国家统一刊号的报纸拿到市场去卖就等同于非法出版物，更何况是跨省销售。
、
第五章小报时代（统刊篇）
我们这里定义的小报，是除了省、市党报系统之外的所有报纸，不管它们的主管单位是市级还是省级。
当年在南昌，省一级的小报，拿到了全国统一刊号，并且积极面向市场的报纸主要有二家：
《经济晚报》，主管单位是江西省经贸委。
《江西商报》，主管单位是江西省供销社。
另外还有几家虽有刊号，但有自己的运作模式的小报，比如——
江西省政法委办的《江西法制报》；
江西省旅游局办的《现代旅游报》；
江西省科委办的《江西科技报》；
江西省团委办的《江西青年报》；
江西省妇联办的《妇女之声报》；
等等。
市一级的行业报拿到了全国统一刊号的有两家，一是市卫生局主管的《家庭医生报》；二是市司法局主管的《法制时报》。
0年以后，国家规定，省、市级政府行政部门不得经办报刊（但不包括省一级的社会团体，工青妇以及信用社等都属于社会团体），《江西法制报》和《现代旅游报》先后被划拨给《江西日报》社，前者更名为《新法制报》，后者则更名为《今日家庭报》。9年1月，《今日家庭报》又更名为《新参考文摘》报。
《江西科技报》则划给了江西省出版集团，更名为《致富快报》，估计没有几个人看过这张报，据说是到农村去了，可农村人也都说没见过。
《江西青年报》被人称之为一群老年人办的青年报，年改为《涉世之初》杂志后，据说还红火了几年。
《妇女之声报》也改名为《东方女报》，开始还在一些社区建了几个阅报栏，封面全是大美女头像，也不知这张报靠什么生存了这么久。
市一级的报纸《家庭医生报》和《法制时报》一开始就面向市场，所以都很成功。《家庭医生报》0年左右被《南昌日报》社接管，虽然极不情愿，但国家政策摆在那，谁也没办法。
而《法制时报》则下场可悲，九十年代初，在一次全国性的“扫黄打非”运动中，该报因为内容低俗、配图过于大胆，被勤令停刊——后面连“整顿”两个字都不带，直接关门。
该报的名称后来被海南司法厅下属的一家报纸用了，3年，海南的《法制时报》并入海南日报社报业集团。
南昌《法制时报》关门后，广告部主任汪建华一度被朱昌勤带到了《赣江大众报》任广告部副主任。张贞宁接手之后，汪离开，后来又到《江西商报》呆过一段时期。
前面说过，《江西法制报》被江报接管后，江报派张炜去当总编，张炜来到位于洪都北大道号的《江西法制报》报社时，发现这个报社真是有钱。
这家原来由江西省政法委主管的报社，总共才十几二十号人，竟然建了一栋数千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办公楼边上还为员工建了宿舍，几乎人人都分到了房子。这家市面上几乎看不到报纸的报社，不知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这里的员工，对报社划给江报都很不开心，可这是国家的政策，不开心又如何？
但张炜的工作难做。作为江报的子报，肯定要面向市场的，按照《江西法制报》原来的办报模式，有关部门不发红头文件，谁会主动订这种报纸？
按理说，报纸要走向市场，首先应从报纸的内容和版式开始。可张炜却又按照他办内刊的方法去运作，先抓广告。
他先是把原《江南都市报》的张爱国请来当广告部主任，后来又让原《南昌晚报》广告中心副主任肖颖钧承包广告。
肖颖钧没干几个月就发现，平台不行，个人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
干脆一走了之。
好在有一栋地理位置绝佳的办公大楼，于是退回到老江报办公，把洪都大道上的房子出租给一家酒店了。《江西法制报》后来更名为《新法制报》，新在哪里也没多少人知晓。
“改革春风吹满地”，江西的报业，小报当中差一点点就成功逆袭为大报的报社有2家，一是《经济晚报》，另一家是《江西商报》。
先说《经济晚报》。
说《经济晚报》，就离不开该报的创始人吴远亮。
出生于年的吴远亮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年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是留校当了一段时间的校长办公室秘书，年调到江西省经贸委，同年便在省经贸委的旗帜下，办起了报纸。
报纸最初的名字叫做《企业导报》。
先是周刊，后来发展到周二刊、周三刊，有广告(专题)就多出几期，没有就少出几期，反正当时管得不是很严，没想到后来越办越红火。因为有省经贸委这块牌子。
当年经贸委管着一大堆企业，每年对一些经济效益不错的企业都会进行一次评比，选出其中的一部分企业授予什么什么优秀企业称号，这种奖牌在当时，对企业很有吸引力。
吴远亮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给那些获奖的企业写专题，每篇按字数或占版面的篇幅收取一定的费用，先是自己亲身操刀，后来想上报纸亮相的企业越来越多，干脆招了一批人，成立了专题部，专门为企业写有偿报道，因为那时候很少有媒体做这种事，管理部门根本没发现，或者发现了也不知该不该管，就这样，《企业导报》挖到了第一桶金。
《企业导报》虽然早早地拿到了全国统一刊号，但在改名为《经济晚报》之前，一直没有设广告部，软广硬广全部交给专题部打理。后来的专题部给企业做专版，就不再考虑它们是否获得过什么优秀企业称号，给钱就行。
当年《企业导报》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报纸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江西日报》一起放在邮政局门口的阅报栏里，供来往的行人免费阅读。要知道，当年南昌市民并没有订报的习惯——也可以说成是还没达到有闲钱订报的生活水准，那时的阅报栏，一天到晚都挤满了人，每个阅报窗口的每份报纸的阅读率高达上千人次，人们并非逐字逐句地读每一篇文章，但只要到了阅报栏下的人，至少每张报纸都要扫一眼。所以在南昌，提到《企业导报》，不少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份报纸。企业花钱在这上面做形象宣传，应该说是有一定效果的。
说话间就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四、五年奋斗的《企业导报》逐渐羽衣丰满了。
年，吴远亮开始筹划一个大的行动。虽然此时国家经济形势扑朔迷离，但吴远亮的心中却是心潮起伏，他仿佛感到，未来不仅是向他招手，而是直接给了他一种伟大的使命，让他成为中国的默克多。
他觉得江西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他给自己制定了两个小目标，一是把报社总部迁到北京去，二是把《企业导报》的名称换成《经济晚报》。
可惜两个小目标最终只实现了一个，这也不错。
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一年，一份报头字体与《经济日报》颇为相似的报纸开始出现在邮局的报刊零售点上，这就是满载吴远亮青春期梦想的《经济晚报》，这一年，吴远亮39岁。
谁料想，理想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直到吴远亮“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离开的年的那个春天，《经济晚报》并没有出现什么奇迹，它甚至还不如当初《企业导报》时影响力大，更不要说与《信息日报》竞争了。
导致吴远亮离开《经济晚报》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他没有遵循《马太福音》的告诫——
“你要善待你的兄弟！”
当年同他在《企业导报》一起打天下的，有一位名叫涂之光的中年人，此人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毕业江西师大中文系，年纪要比吴远亮大几岁，读大学时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
涂之光师大毕业后，没有去当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却分到南昌市东湖区广播站当了一位文字编辑，那时的广播站的播音员普通话都不太利索，有些人甚至于连好多字都认不全，涂之光工作之一就在一些难字边标出拼音。当时有人嘲弄一些播音员，把“广播站”三个字读出来就像南昌话里的“搞不整”。
可能是因为跟这些人“搞不整”，涂之光于是去了吴远亮的《企业导报》，当了一位编辑。涂之光的文字功底相当扎实，文笔也颇佳，《经济晚报》出台后，涂之光几乎每天都要在头版上以“之光”的笔名发一篇三、五百字的言论，视野独到，文笔犀利。
《经济晚报》筹备期间，吴远亮让涂之光负责招人，一般编辑记者进来，涂之光说行即可。老涂还以为，等《经济晚报》重新开锣时，起码能当一个副总编辑，可吴远亮只让他当了一个权力不大责任不小的总编室主任。
太凡有点真才实学的报人，与潜心搞研究的人性格几乎相反，前者高调之中还带有那末一点傲气，而后者通常比较低调。这并非品质问题，只是性格使然。
别看涂之光外表平和，其实骨子里的傲气仍然无法掩饰，他也不想掩饰。很多年轻编辑、记者们都尊称他涂老师，对于少数他看得上眼的人，他会点点头，多数人在他面前总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当年盛政详在《经济晚报》实习，喊他涂老师，他瞪了这小伙子一眼：你先把稿子写好再叫我老师。涂之光常说，在《经济晚报》，有资格当我学生的人没有几个。
吴远亮还有一个没料到的是，天天出报和每周一、二期的报社，开支并非只是成倍地增加，而是成几何级的增加，这对一个家底并不雄厚的报社而言，好比是悬在头上的达魔克利斯之刽，他每天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开源节流，对于办报的质量，反而不怎么关心。
按理说，一张日报，采编人员应该是最多的，可在《经济晚报》所占比例却在50%以下，尤其是是总编室人员更是不足，这样一来，涂之光负责的总编室，成了报社劳动强度最大的部门，可是待遇却并不高，不要说与其它兄弟报纸比，与报社别的部门相比也有差距，无奈何，只好用一些实习生。
所以后来一段时期，报社的差错越来越多了。一般的差错上面发现了，不过是批评几句，但一旦出现大的差错，就不是闹着玩的。
有一次，当时的总理李鹏来江西某企业视察，《经济晚报》有幸争到了一个随同采访的名额，记者的文章见报后，人们发现，报纸上把李鹏总理写成了李鹏总经理，幸亏不是在标题上，而且上级主管部门也未能及时发现。
还有一次，吴远亮参加一个会议，会前有些人开玩笑，称他吴总统，他有些莫明其妙，后来人家告诉他，这天的《经济晚报》，有一篇报道提到他时，把本报总编吴远亮错打成了本报总统吴远亮。
他把这一切的错都算在涂之光身上，却没想到，涂之光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人。作为昔日的兄弟，他知道你的长处，更了解你的短处，也知道很多你做过的但绝对拿不出场面的事情。也许是一封推举信，也许是公开的汇报，总之，在确切的事实面前，上级领导也保不住这位《经济晚报》的“缔造者”了。
年4月，一纸调任将吴远亮打发到江西省经贸委下属的深圳市庐山大厦实业发展公司去了，还算是给足了老吴的面子，让他担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毕竟是吴远亮啊，有才能的人总能左右逢源，0年，他竟然在深圳当上了该市的妇儿发展中心主任。年，吴远亮以63岁的年龄，又当上了上市公司同洲电子的代理董事长，只不过这家做机顶盒起家的公司，如今也是日暮西山。
吴远亮离开《经济晚报》后，接手的人更没有能力将这个报纸办好，就这样，该报一直半死到了1年底，从《江南都市报》总编位置上下来的张贞宁被省经贸委任命为该报的全权负责人。跟当年吴远亮一样，张贞宁对自己的办报能力深信不疑，不仅他自己深信不疑，他手下的一帮兄弟对他的能力同样深信不疑。
这其中包括，曾经的《信息日报》副总编、国内知名的体育评论家，与围棋国手同名同姓的聂卫平，原《南昌晚报》新闻部主任、后来又跳槽到《江南都市报》当新闻部主任的张宁，另外还有原《现代旅游报》主任廖晓华，原《江南都市报》知名记者盛政详等等。
2年，一张苗条修长的异形对开报，以24版全彩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给已经是硝烟弥漫的南昌报业带来了更多不确实因素。
然而谁也没料到，一年以后的某一天，那些兄弟突然发现他们的带头大哥不见了。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这一下，彻底把江西经贸委的最后一线希望给击碎了。
正好此时国家再一次强调政府机关要与所办报社脱构，于是他们找到《江西日报》社，提出免费将《经济晚报》过继过他们，可江报说，报纸的刊号我要，但报社的人我们不要。
那哪成？经贸委想甩掉的就是这几十号有编制人员的负担，没办法，还是硬着头皮干下去吧。从此以后，在江西的报业江湖中，仍可听到《经济晚报》的名号，可很少人能见得到它的影子了。
第六章差点变成大鳄的《江西商报》
简单说完了《经济晚报》，接下来谈一谈另一张差点变成大鳄的《江西商报》。
《江西商报》的梦想，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家名震四海的《成都商报》激起的。
“同样叫商报，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年收入几个亿，咱为什么不可以呢？《深圳商报》我们比不了，人家是特区，可成都，不也是像咱一样，属于发展性城市吗？”——类似的话，一个名叫余欣永的小个子找过很多企业的高层谈，目的只有一个，说服人家投资。
没人相信余欣永能融到资金，也没人看好这个貌不惊人、头发稀疏的小个子。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宣布，有四家公司同意，共同出资2万，成立江西商报文化传播公司，打造一份全新的《江西商报》。
2万，也没多少嘛，听到这个数据，一些报社的老总笑了。——《都市消费报》不是号称三千万吗？结果又怎的？
但当他们听到四家公司当中有《成都商报》时，大家忽然无形之中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懂行的人都知道，办报理念比资金更可怕。《成都商报》之所以如此成功，肯定有它独到之处，就好比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光报上名号来就能吓退不少对手。
《江西商报》是江西省供销社下面的一张周报，第一任总编名叫邓舟鸿。
邓舟鸿原来是《江西青年报》的总编室主任，年调到省供销社，创办了这张报纸，年9月就拿到了全国统一刊号，让苦苦等待刊号的《江西工人报》羡慕不已。
来自《江西青年报》的邓舟鸿几乎没有一点青年人的朝气，毕竟他那时也快是奔五的人了。手下倒有的几个出自名牌大学的编辑记者，其中还有一位曾在大学当过教师，但在当时《江西商报》里，似乎大家都在混日子过。
面对激烈的报业竞争，邓舟鸿自然也感受到了压力。
他也知道，依靠自身的发展或让省供销社投资都是不现实的，从年开始，邓舟鸿其实一直在寻找合作者。他根本没有觉察到，外面有多少只眼睛像饿狼一般盯着这份报纸，毕竟刊号和报名都是稀缺资源，而坊间纷纷认为，报纸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暴利行业。
然而邓舟鸿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显然不够强大，他最大的乐趣便是下班后跟其它报社的朋友们打打乒乓球。
以前《江西商报》的排版印刷都是在外面的印刷厂完成的，后来实在是不方便，每周一大堆编辑都要去人家印刷厂的机房，一咬牙，也与时俱进花了一笔巨资买了几台电脑，装了个盗版的北大方正排版软件，并且专门装修了一间小房子，门口贴上：
机房重地，闲人免入。
有一次，他发现几个报社员工在机房里面校对版面，他大发雷霆，你们这么多人跑到机房里去，带来病毒怎么办？
他以为计算机病毒是人传染过去的，就是他自己感冒了，也不敢进去。
除了这些小小的不足之外，老邓总的来说，是一个好人。
当年盯着《江西商报》这块肥肉的人不仅仅是余欣永一人，后来的该报的社长万国庆其实一直就惦记着它，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手还没伸出来，这块肥肉已被余欣永吃到嘴里去了，这也是后来万国庆为什么在商报已经大势所去的情况下仍然要“坚守阵地”的心态所在。
余欣永原本是《经济晚报》的一个摄影记者，也有人说是摄影部主任，反正不管如何，他的文字功底肯定没有邓舟鸿强，但是口才绝对强过邓舟鸿很多。
孔子说，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但很多领导却喜欢。
余欣永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登上了《江西商报》总编的位子。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余欣永只是《江西商报》的总编辑，但社长的位置是由江西省供销社的一个副主任兼的，这也是后来余欣永很容易被罢免的原因之一。
余欣永知道，按照从前的办报模式，《江西商报》不可能有出路。先稳住阵脚再说，他把自己的老朋友，原新思维广告公司的总经理李利民请过来当他的广告部主任，能保证大家有口饭吃就行，报纸还是按每周一期出，他自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引进“金主”的方面去。
余欣永没有选择只找一个“大款”的方法，因为他知道，“宝”不能压在一个金主身上，否则别人一拿搪，你就得玩完。
这是他的智慧所在，虽然说服多家比跟一家谈判要难得多，但余欣永凭着他的坚韧执着，终于在2年8月，江西商报社与江西波斯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邮政局所属）、江西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凤凰光学有限公司、成都博瑞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商报社所属）共同投资2万，合作成立江西商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把《江西商报》由周报改为日报。
换了任何人，即便做得到，也不会有他这么成功。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余欣永本来应该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报纸的战略布署上去，而又不是跟采编部门争权夺利。新的《江西商报》成立没几个月，他就跟来自《成都商报》的执行总编周劲松闹翻了，《成都商报》是四个合伙人当中最难谈下来的，也是余欣永花精力最多的一家，因为人家一开始就不是很情愿跟《江西商报》合作，对方总部听了周劲松的汇报后，二话没说，把派过来的人全撤走了。四家成了三家，而此前的另外一家合作方江西纸业因董事长被双规，答应以新闻纸代资的承诺也成了一纸空文。
余欣永又跑到深圳特区报，把他们子报《晶报》的一位编委颜石泉以年薪50万的价格挖了过来。颜石泉为《江西商报》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为《江西商报》后来初步赢利打下了基础。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余欣永名片上打着：《江西商报》总编辑、江西商报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看上去权力巨大，但他可能暂时忘了，总编辑上面还有社长，总经理上面还有董事长。
前面说过，《江西商报》的社长是江西省供销社的一个副主任，以前的那个跟他关系不错，基本上不管什么事，现在换上来的这个社长名叫姚金保，姚金保曾经是抚州市临川县的书记，后来到了省供销社当了一名副主任，同时兼了《江西商报》的社长，余欣永跟前任社长走得很勤，对姚金保却有点不理不睬的样子。
同时，四家合作者当中出资最多的江西省邮政局也换了一位董事长，这位董事长名叫李志坚，文化虽不高，但颇有心计。分管江西波斯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是江西省邮政局一位姓张的工会主席。
有人搞不懂邮电局办的公司又不是中外合资企业，干吗取一个不土不洋的外国名字，岂不知波斯特就是英文单词Post（邮政）的音译。
《江西商报》的办公大楼也是省邮政局提供的，原来是江西农村电话局的办公楼。同时报纸的印刷也是江西邮政印刷厂承担的，作为大股东，江西省邮政局认为，报纸应该当他们来管，怎么搞，应该他们说了算。
所以第一步，必须把余欣永弄下来。
3年10月，余欣永被免去《江西商报》总编辑、江西商报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职务，给了他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副社长当当。
供销社把原来的总编邓舟鸿又请回来继续当一个没什么实权的总编辑，邮政局派了一位名叫林长河的年轻人来担任总经理，林长河原来在邮政局下面的一家酒店当总经理，别的本事不知如何，但喝洒算是一把好手。执行总编仍是颜石泉。
说话间到了年3月，这个月一结算，发现搞了一年半的《江西商报》竟然开始赢利了！这一下大股东邮政方面开始琢磨，倘若把《江西商报》全部吃下，既能为自己的印刷厂增加一笔固定的收入，还能提升邮政局的整体形象，对，就是这个主意。
没料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即将退休的姚金保宣布辞去《江西商报》社长一职，接替他的，是一位在南昌传媒界颇有名气的大脚：万国庆。
万国庆最早是《中国青年报》驻江西记者站的站长，本来中央媒体是不主张下面的记者站去搞创收的，但万国庆却对广告经营特别感兴趣，他说服中青报给他一个江西专版，专门登广告，不登任何新闻，就一张对开两面双版的报纸，前所未闻的版型，竟然为记者站赚了不少钱，他把这些钱又在民德路边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酒店，取名叫“咸亨酒店”，可惜这家洒店停车极不方便，没开多久便关门了，这算是万国庆遇到的第一个“滑铁卢”。
后来万国庆又跳槽到《中华工商时报》，又当上了江西记者站的站长。
在任记者站站长的同时，他还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名叫二十一世纪广告公司。这家广告公司的主要业务其实像是演出经纪公司，主要承办一些大型的歌舞表演。
但万国庆的最大兴趣还是办报，前面说过，他其实差不多跟余欣永同时盯上人家邓舟鸿的《江西商报》，只是没有余欣永下手快而已。
得知万国庆当了社长，邮政局的分管领导张主席知道，他们没戏了。他知道万国庆的能量，知道万国庆在江西各界都颇有资源，他们也不想为他人作嫁衣裳。
4年4月的一个下午，这一天，万国庆和他的演出公司正在为省内一家大企业在宜春市搞演出，邮政局的人一把锁把《江西商报》的大门给封了，他们开始驱赶商报的工作人员，事前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这就是从前国老大的牌气。
从此以后，《江西商报》改回成过去的周报，年11月，《江西商报》宣布休刊半年。据说万国庆现在带着几个人搞足球去了。
第七章新闻之殇
前几个章节，侧重点在经营，有关新闻方面较少触及。事实上，尽管江西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自视颇高，他们当中也的确有不少才华横溢者，然而在现有的体制下，人们看不到他们的才华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多数人对新闻的理解，其实跟流行于各大院校新闻专业教科书也还基本吻合，也就是《辞海》的解释，新闻是——
"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所作的报道。要求迅速及时、真实、言简意明，以事实说话。形式有消息、通讯、特写、记者通信、调查报告、图片新闻、电视新闻等。"
如果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一直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新闻，那么，在手机智能化越来越先进的今天，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新闻记者真没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当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也是这样理解新闻的，那么，历史上就不存在“水门事件”。
因为一开始，人们只是以为几个化装成管子工、溜进民主党要员的办公室行窃未成的小偷而已，若非该报记者伍德沃德等人则热衰于追根刨底，就象鼹鼠一样，白天挖、黑夜挖，所谓“新近发生的事”不过是一件小小的刑事案件罢了。
并非我们的记者不愿意去挖掘，很多年青记者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时还是蛮令人敬佩的。
比如0年春节前夕，《江南都市报》的记者熊激文和傅爱华两人得到报料，说是南昌市郊某处的一个偏僻的农庄边，有一个私屠家畜的窩点，每天大量未经检验的家畜——其中不乏病死猪牛——从这里流出，这个窩点为了掩人耳目，通常在临晨1点到4点作业，他俩与南昌有线电视台的另外二位记者白天探好了地形，约好晚上12点一起出发，谁知那天晚上气温骤降，还下起了冻雨，电视台的记者临出发前打来电话，说是天这么冷，人家不一定会作业，还是改天吧，熊激文和傅爱华则认为，他们白天去踩点时可能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晚几天他们或许会改变作业地方，到时就更不好查。
于是俩人决定他们单独行动，他们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俩人冒着剌骨的寒风和直往颈脖子里钻的冻雨，不仅拍了现场的照片，还跟随取货的人找到了他们的销售网点。这篇报道出来后，有关部门根据这一线索，打掉了这个私屠家畜的窩点。
上面这个案例，基本上算是在现有体制内，我们江西的新闻工作者可以做到的最大限度了。如果是直接涉及到政府机关或者大中型国有企业等等单位，未经相关部门许可，这种报道是出不来的。
熊激文是《江西日报》的家属，他的父亲是该报的元老、曾担任过《信息日报》的总编辑熊焰，按理他可以不用这么拼。熊激文后来转到《江南都市报》广告部任副主任，一步步升到主任、副总编，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傅爱华那时刚进《江南都市报》不久，此前他在万国庆手下的《中国青年报》江西广告专版跑业务，跑到了就有点收入，没跑到的话，就只有开水冲方便面了。
俩人当年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傅爱华几年后也当上了《江南都市报》的中层干部。
以上俩人的经历，其实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在市场化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当中，尤其是在正规的纸媒里面，努力有时也是可以得到回报的。
但也有少数媒体，派系观念较为浓厚，即便再努力，也可能因为不是人家圈子里的人而倍受轻视，这就导致了一些优秀者择木而栖。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但你不去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只是报道事件的几个W，过去可以勉强混口饭吃，如今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其实更高，而纸媒因为广告收入断崖式下降，又无法提供更好的待遇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这种现象，仿佛已经形成了一个无解的结。
一位半路出家的报社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自媒体并不可怕，就像人人都会弄饭烧菜一样，大家会虽然会，但想吃得好，还是要去专业的酒店，我们的报纸提供的新闻，就好比高档酒店的烧出来的菜一样，自媒体是弄不出来的。
一个半路出家的报人能有这样的见识，不管他是听说的还是自己捉摸出来的，都值得表扬。然而他可能忘了，如果你店里的大师傅弄出来的菜品老是跟食堂老李一样的水平，谁还愿花钱去吃呢？倘若你们提供的菜肴里面的食材真假掺半，抑或在烧制的过程中偷工减料，这样的酒店还能开多久呢？
事实上，过去很多报纸给读者提供的新闻报道，几乎大同小异——所谓一个事件几家报纸都在登，报道出来的稿件，除了标题略有不同，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这其实不能怪记者，甚至可以说就连总编也不该责怪。试问一下，哪家报社的总编没去宣传主管部门作过口头或书面检讨？——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尽量不去碰政策的高压线是报纸严防死守的铁律。
但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也是党和政府赋予它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舆论监督。关于这一点，任何相关部门以及相关领导从来没有否定过，但作为地方媒体，如何用好这项权利却不是一般人搞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党报从来就是十分严谨的，但对于那些市民类报纸，负面报道往往是吸引读者的“可读性内容”。
一般说来，有关市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领域所产生的问题，只要不会引起大的恐慌，适当地批评一些基层部门也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把批评报道的矛头指向各行各业的商家，是当代媒体从业人员比较热衷且普遍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手段之一。
然而，报纸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公正。
一些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很快便发现，他们辛辛苦苦从接到投诉到取证、然后洋洋洒洒写出的报道老是通不过，就是在报纸出了大样时，也有可能被拿下了，一打听才知，是广告部的要求。
在市场类报纸面前，广告比新闻重要。
有些报社甚至拟了一份“白名单”，凡是名单上面的商家，未经广告部主任同意，一律不得上批评稿。
然而我们又经常看到一些商家今天被这家报纸批评，明天负面报道又上了另一家报纸，这是怎么回事？
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别的报纸投放广告，不在本报投，所以要“敲敲他”。如果对方知趣，答应做广告，不仅没有批评稿，可能过几天甚至第二天，一篇为他们洗地的报道就会出现在读者面前。你放心，该报道绝对专业，不会让读者感到报纸出尔反尔、没有是非观。
倘若被批评的对象对他们的负面新闻不以为然，对不起，下一篇追踪报道正等着他。只要是商家，就不愁找不到他们的问题。
当然，报纸也并非对所有的商家都能采取这种手段。
有些商家背景强大，报社不一定惹得起他们。
比如一家来自上海的某知名汽车的经销商，他只在省级媒体投放广告，某市级报社的广告业务员找过他们多次都没有效果，一气之下，该广告部负责人派了一个记者去南昌市的各大汽车修理厂，看到这个牌子的汽车在维修就问什么原因。汽车那有不坏的道理？于是，一篇关于这种汽车如何如何质量有问题的批评报道就见报了。
没想到这家经销商的后台老板不是一般人物，据说是一位大领导的外甥，人家一个电话打到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一看这么大的来头，赶紧派人找到报社的领导，结果除了赔礼道歉，还得免费帮人家连登好几篇软文，不要记者写，他们把自己写好了的东西发过来，一个字都不准改动。
在西方国家，新闻是除政府、议会、法院之外的第四种Power，我们将其译为“权力”，这个词的重点是“力”，有“力量、威力、强权”等意思在里面，由于这种Power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所以早在多年前，美国的先驱者们就明确指出，为了不让某一个群体单独拥用这种或许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或许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的Power，必须通过“分权”的形式，将不同团体手中的Power分成几种能够相互制约的力量，这就是美国宪法“三权分立”的来由。
除了“政府、议会、法院”三权分立之外，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
Congressshallmakenolawrespectinganestablishmentofreligion,orprohibitingthefreeexercisethereof;orabridgingthefreedomofspeech,orofthepress;ortherightofthepeoplepeaceablytoassemble,andtopetitiontheGovernmentforaredressofgrievances.
（中文意思请借助自动翻译）
诚然，三权分制和新闻自由也有它不好的一方面，然而世上哪有完美的社会形态？最好的选择不过是寻求一种相对不坏制度的而已。
新闻媒体被西方社会视为“第四权力”，是“权力”Power，不仅仅是“权利”Right。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的权利Right，但新闻媒体本身又是一种权力Power。我们说，有权利必有义务，而拥有“权力”却不一定要有义务，但却必须得到制约。
既然新闻媒体自身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了保证新闻媒体不滥用这种Power，多数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新闻记者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无冕之王”的现象，如果有，也只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我感觉罢了。
在党报为主的年代，一般不存在新闻媒体滥用Power的现象，因为那个时代，新闻是党的喉舌，喉舌的作用就是“鼓与呼”，即便有批评的声音，几乎也是像什么批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时记者的好处除了买火票不用排队、下乡采访可以吃点喝点拿点土特产品之外，再一个就是走出去名声好听一点。
市民类报纸的出现，特别是市场化运营之后，记者的名声变得不怎么好听了，沿海地区的商家甚至于喊出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口号，一方面是因为大量打着记者名号去企事业单位拉广告拉赞助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多数商家由于自己行为不规范，也害怕记者曝光。
以负面报道来办胁迫商家投放广告明显是一种权力滥用，一般强势媒体不太会采取这种措施。事实也证明，这种措施最终的收效也是短暂和微弱的。
那些广告量投放比较多的商家，比如房地产开发商，一般都会采取重点投放和照顾性投放的方法，而弱势媒体的要求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象征性地投了一点，通常也不会故意去找人家麻烦。
最可悲的是，媒体为了自身的经济效益，往往对一些财大气粗的商家种种不法行为听之任之，有的甚至于推波助澜。这其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在1年以来大量出现在各大小报纸上的医疗保健品广告。
说实话，报纸大量刊登此类广告，间接等于谋财害命。
因为几乎所有医疗保健品的商家都存在夸大其辞的现象，特别是保健品，广告法明确规定除了“提高人体免疫机能“之外，任何承诺都是非法的，但在报纸上，多数保健品都成了仙丹妙药，不少患者误信了广告宣传，耽误了正常治疗。
事实上，报纸自己也不太喜欢刊登此类广告，在内部，报社员工都将此类广告称之为“垃圾广告”。明知是垃圾，但为了经济利益，还是要接受，没有哪一家报纸是例外。
《江南都市报》最多的时候，垃圾广告的年收入接近0万，而《南昌晚报》最多的年份也超过了万。其他报纸比如《都市消费报》、《经济晚报》的垃圾广告的年收入甚至占全部广告收入的一半以上。
那个时候，主管违规广告的南昌市工商局广告科的罚款收入更是成几何倍数增长。人们也许很奇怪，为什么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对违法案例采取“只罚款不取缔”的做法？当你懂了什么是经济学里面的“畸形经济”就会明白，罚款经济就是一种畸形经济，它是一种恶政的体现。如果政府部门（或者国有垄断行业）都利用手中的Power去创收，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形象，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是受害者。
号称“公正”的新闻媒体自己都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拿什么提高公信力？面对愈来愈泛滥的垃圾广告，工商管理部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查处广告主没什么问题，一张单子下去，他们就得乖乖地交罚款，但对于媒体，一开始只是敲敲边鼓，后来有了国家工商总局的尚方宝剑，也就敢跟报社较量了。
不过他们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找软的下手。对于省一级的强势媒体，他们只是象征性地罚点款，而像《江西商报》、《经济晚报》《都市消费报》，查得就要严一些。至于《南昌晚报》，那就要看社长是谁，陈清华在的时候，他们每年最多也就对报纸罚个几千或一、二万，到了马健时代，《南昌晚报》往往一次就被罚十几二十几万元，有一年，又是请人家吃饭又是送礼品，最终仍被罚了15万。
为什么悬殊会这么大？最早《南昌晚报》的方法是先礼后兵，先是通过各种关系进行沟通，实在沟通不了，比如有一年正好轮到东湖区工商局监管《南昌晚报》，他们开出一张大罚单后不肯让步，好吧，不就是用“权力”解决问题么？于是，《南昌晚报》派出记者，专门找东湖区工商局的问题，用一句低俗的话说，这年头，哪个屁股里没有屎？
所以两家关系弄得很紧张，但总的来说，工商部门对当年的《南昌晚报》有所惧惮。后来换了马健就不一样了，马健的口头禅是：“办报纸就是如履薄冰”。所以他一天到晚都“战战兢兢”，生怕跟陈清华一样，丢了乌纱帽。
第八章报业大战
0年，《南昌日报》社的社长殷定生退休，新一任社长是原南昌市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名叫陈清华。
陈清华与《江西日报》社的严力、王晖、聂卫平、《经济晚报》的吴远亮、以及后来《江西商报》的万国庆等人一样，都是八十年代初江西大学毕业的文科生，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后来那些在职研究生根本无法与他们同日而语。他们那个时代，个高考生当中，能上大学的只有三、四个人，能读本科的更是百里挑一，他们都是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闯出来的精英。——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这些人后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当中，特别是当了一把手之后，身上都不由自主地散发出一种自信与霸气；
二是这些人普遍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对事业的执着超过一切，从来不相信自己会输给别人，所以他们这几个同学校友之间就有一种亦友亦敌的微妙关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批人不仅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自己就是新生事物的创造者。其中像陈清华、万国庆这几个60后新锐，胆子就更大，用现在流行词说，就是属于“胆肥”的一种。
陈清华来到《南昌日报》社时，正是该社主要创收的报纸《南昌晚报》被《江南都市报》和《信息日报》压得喘不出气的时候。
此前，《南昌晚报》还是党报的时候，报社过了几年好日子，九十年代中期，《南昌晚报》(当年是党报)仅凭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就创下年广告收入万的纪录，那时广告部只有几位即将退休的老同志，坐在办公室就接接单就行了，而且还都是先交钱再刊登，就像登遗失启事一样。
但在0年，日报和晚报加在一起，年广告收入仅在到万左右徘徊。
改革已是迫在眉睫，而且也只能从《南昌晚报》着手。
《南昌日报》社与《江西日报》社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南昌日报》社的一把手几乎全是空降兵，而《江西日报》社的一把手则都是地方军。
殷定生、陈清华、马健、叶修棠、程一征、万利平等人，除了马健年青时在《南昌日报》当过几年记者之外，几乎清一色地是从别的单位空降过来的；而《江西日报》社从姜惠龙开始，以后的周金广、严力、包括现在的王晖，在任社长之前，都在报社干过十多年，而且几乎都是从普通记者做起，一步一步走向领导岗位的。
空降兵最大的问题是对报社的人员构造缺乏深入了解，有些人来之前做过几年副手的还好，一来就做一把手的，比如陈清华、马健，无一例外要从外面调助手过来。
有人可能认为报社最重要的是总编、副总编等文化素质较高的办报精英，他们固然很重要，但市场化的报媒，最重要的其实是经营人才。
陈清华把原南昌有线电视台的广告部主任徐志远调来任南昌日报社广告中心主任，《南昌日报》和《南昌晚报》的广告全部让徐志远一个人管。
徐志远原来是南昌洪都无线电厂的一个技术员，九十年代南昌市广电局搞有线电视网络时被调过来搞安装，后来成立南昌有线电视台，徐志远开始进入广告这一行业，在哈晓华任南昌有线电视台负责人时，徐志远当上了广告部主任。
哈晓华从南昌有线电视台从筹建到开播，都是以电视台负责人身份出场的，因为他只是个科级干部，而南昌电视台（当时也称无线）的台长则是正处级干部。
年，南昌有线电视台拟升级为副处级单位，组织上都跟哈晓华差不多交底了，台长由他来当，没想到变化比计划要快，忽然之间，这个台长的位置被市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马健同志捷足先登了，为了安慰哈晓华，组织上给他升了半级，去南昌日报社当了一名副总编。
马健一来，没多久就把徐志远的广告部主任免了，将原广告部副主任黄雪娟升为正主任。原因很简单，马健跟徐志远不熟，其实他跟黄雪娟也不是很熟，但跟黄雪娟的“公家”辜**熟，黄雪娟嫁给了辜**的小儿子，而辜**是八十年代《南昌晚报》的老社长，当年马健和他的胞兄马林都在辜**手下当做编辑和记者，马健去市委办公厅当秘书，还是辜**推荐的。所以，当他发现黄雪娟并不比徐志远的能力差时，显然会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
多年以后，一些人提起徐志远，就说他是“孱头”，那些说这种话的人，如果有机会跟徐志远下一盘中国象棋，到时候就知道，谁才是“孱头”。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便是，往往只看事物的表象，往往只根据别人的评论去判断一个人。徐志远文化水平不算很高，但不代表他没有能力，否则，以陈清华这种高智商的人，不会只凭个人感情，把徐志远放在这么一个重要位置上。
1年，陈清华的重点是理顺报社的各种关系，分析竞争对手的成败得失，他要从改版、编辑、发行、广告等多方位权衡利弊。因为《南昌日报》社不是江报，江报的人、财、物不是《南昌日报》社可以拿来对比的。江报仅一个印务中心，就要超过《南昌日报》社的所有资产，而那时的《南昌日报》社，虽有自己的印刷厂，设备却是老掉牙的国产机，印出的报纸老是油墨不得干，看完一次《南昌晚报》就要去洗一次手，还得用洗洁精才能洗干净。
唯一的优势——应该说这也是南昌所有媒体的优势，那就是不缺办报人才。无论是编辑、记者还是广告经营人员，当时的南昌，由于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简称“两办”）30号文件规定，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尤其是省、市一级，不能再办报纸，有刊号的应归入各级党报集团；没有刊号的，如不愿取消，只能免费赠阅。如此，大量的报纸从业人员，特别是没有编制的报业打工崽，一抓一把。
这其中有很多人去了北、上、广等城市，以至于广东报业的赣军声名鹊起。但也有很多人不愿背井离乡，报业市场化，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
1年《南昌晚报》正式改版之前，就吸收了一些人才。
2年《南昌晚报》全面改版，将原来的4开8版增加到16版、24版、到后来慢慢上升到32版、48版，《江南都市报》马上跟进，因为它们早就是16版，增加到24版则很容易。
而《南昌晚报》只要《江南都市报》一跟进，它马上又增加版面，用陈清华的一句话说，那就是：即便是垃圾，也要比《江南》多一点。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陈清华的套路，当时——2年，《南昌晚报》的发行量不会超过5万份。而《江南都市报》因为是全省发行，彼时它们差不多有20万份的总量，试想一下，同样是增加一个版，印4万份和印20万份的成本相差多少？就好比一个酒量大的人跟一个酒量一般的拼酒，如果人家喝1杯，你喝5杯，酒量再大也吃不消嘛。他1杯你5杯，只多出4杯，问题不大，他再喝一杯，你就得喝10杯了，这就多了8怀，往下，就更可怕，对不对？
——所以后来，《江南》终于醒过来了，这样跟《南晚》拼，老本都要拼光，他们学聪明了，以后再增加版面，仅在南昌地区增加，发到地市的报纸版面不动。
新闻报道与广告经营分离是国家对媒体早就有的规定，但在市民类报纸方面，自2年开始，大家却纷纷反其道行之，始作俑者是《南昌晚报》。
1年底，《南昌晚报》第一次改版时，B叠是以专刊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有《房产周刊》、《汽车周刊》、《家电周刊》、《健康周刊》等等，每个周刊都要有一定的创收任务。譬如《房产周刊》一年的创收任务是80万元，而彼时南昌市房地产市场才刚刚起步，红谷滩基本上还是无人区，但广告部的几位年轻人已经预感到房地产广告是一块很大的蛋糕，他们极力唆使徐志远去向陈清华要求，把《房产周刊》让给广告中心来办，因为当时的《南昌晚报》是几位老同志在做专刊，陈清华一开始并不忍心让这些老同志失去这块创收的阵地，他骂广告中心的人是“从叫化子碗子抢饭吃”，后来实在被广告中心的人吵烦了，就说，你们如果能立下军令状，明年房产广告能够做到万就给你们。
说实话，那时谁也没底。因为眼看1年就要过去，《南昌晚报》的房地产广告的刊登收入还不到50万，全年预计最多也就60万，明年要做到万，等于是2.5倍。徐志远有些犹豫，但刚从新闻部一个普通记者调过来任广告中心副主任的萧颖钧，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葱头子青”，他满口答应道：“没问题，做不到万，万绝对不成问题。”
陈清华对晚报专题部的人说，人家广告中心说房地产广告可以做到万，我也不强迫你们，你们要说能做到万，这《房产周刊》还是让你们做。
晚报专刊部的人笑了，说，社长你要听他们“发六”，就让他们做好了。
广告中心接下《房产周刊》后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人，当年广告中心加上前台做遗失启事的后勤人员都凑不满10个人。于是便在广告中心下面，自己成立了一个专刊部，让一个从南昌有线电视台过来的人当专刊部主任，其实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手下一个人毛都没有。
只有招兵买马了，那年头，人是不值钱的，每人每月元，就招到了一批素质相当不错的员工，后来又把百年置业公司里一位名叫童兴邦的老同志挖了过来。
1年11月份，由南昌日报社广告中心自己编辑的《房产周刊》就这样出来了，这是全省媒体当中，最早创办的经营性专刊，功劳应归广告中心副主任萧颖钧，没有这家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广告部门不会想到办专刊。
仅凭一张每周8版的《房产周刊》，并不足以吸引更多的房产广告。
《南昌晚报》的做法颇为创新，一是通过报纸刊登“购房俱乐部”表格，将打算买房的读者的基本信息收集起来；二是开通看房直通车，利用周六或周日的时间，组织购房者去正在销售或即将开盘的房地产项目中实地考察；三是不定期组织会员大会，请专家谈房产投资与选房知识，另外，对广告投放量较多的楼盘，允许他们现场发放资料甚至上台推介。
这一连串的营销措施，既吸引了读者，也获得了开发商的好评。2年，《南昌晚报》的房地产广告刊登版面已超过《江南都市报》和《信息日报》，广告收入更是大幅增加，原来还担心万太高，结果竟然做到了万，是1年的10倍。分管房地产广告副主任的萧颖钧得到了报社的格外青睐，并将其聘用编制转为报社正式工。
由于当年《南昌晚报》并没有实行代理制，广告中心房地产工作室的同志，既有采编任务，又有广告任务，每周还要比报社其它部门多工作一天。虽说萧颖钧功不可没，但工作室每个人付出的努力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广告中心制定的奖惩条例，违反了，罚起来毫不留情，做到了，按照规定该奖励的，却不肯兑现。
好事都让中层干部得了，队伍岂能稳定？
先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童兴邦辞职了，后来，《江南》和《信报》觉得《南昌晚报》的方法确实有效，他们的广告部下面也先后成立了行业专刊部，开出比《南昌晚报》优越多的待遇，一下就挖走了三、四个熟手，到了3年，南昌日报社广告中心专刊部的人几乎全换了一批，等于是帮别的报社培训了人员。
队伍不稳定，是《南昌晚报》最大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出现重大失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报社的用人机制上的问题.。如果他们舍得在校对、广告业务员等“低等级员工”身上每个月哪怕是增加个几百块钱，人们也就会珍惜这份工作，珍惜工作的人，责任心自然就会强起来，做事会更认真。
谈到南昌市民类媒体的报业大战，老百姓感受最深的是订报几乎不用花钱了。
先是元订全年的报纸，还能得到价值元以上的实物，这个方法是改成日报后的《江西商报》首开先河，《南昌晚报》立即用送大米和食用油措施跟进，紧接着，《江南都市报》发元的超市购物券，后来大家干脆直接降到44元订一年的报纸。
除了订报降价，各报的版面也在不断增加，从24版到32版，周四、周五一般都有48个版，广告多时也常常56个版或64版，这样，一个月下来，废报纸都可以卖到5元以上，也就是说，订一份报纸，一年下来卖废纸比订报费还多出好几十块钱，稍有点经济头脑的人，家里都会订两、三种报纸，但南昌市的普通百姓也不是个个有这种头脑。
这个时期是报社发行人员的黄金时代，胆子大一点的，一个人征订到几千份报纸，而事实上，一个送报员每天累死也很难送完份，多出来的，除了去废品店，哪也不合适。
这种现象很快被报社高层得知，有的报社发行部负责人因此免职，而有的报社发行负责人不但没免职，后来而且还升了官。这才是真正的差距，要严格说起来，免职算是客气的了，他们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侵占国有资产。
有关南昌区域报刊发行竞争现象，当年《中国经营报》驻江西的记者姜拾荣写过一篇报道，题目叫做《南昌报业打成一团》，该报道把南昌报业的发行竞争定位为“恶性竞争”，这种计划经济时期思维模式的文章竟然发在一家号称“最具改革意识”的国家级报纸上，可见国内很多所谓改革派，不过是叶公好龙式的人物。
俗话说，只有错买，没有错卖。对一份主要收入依靠广告的报纸，岂能仅仅用纸张、印刷、发行成本去核算整个报社的总成本？殊不知经营管理是全部成本与全部收益的综合参考，如果总收入大于总支出，就不存在恶性竞争之说，报社只不过是通过让出一部分收入，让更多的南昌人从过去在报刊窗、单位看报，进步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读报，有什么不好？竞争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得益，南昌报业的发行之争，结果不正是如此吗?
第九章走向何方
到了5年，随着《经济晚报》、《江西商报》退出竞争舞台，《都市消费报》也几乎被挤到了边缘的位置，能够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只有《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和《信息日报》了。其中《江南》基本上是稳坐老大之位，而《南晚》和《信报》说不上是紧随其后，应该是远远地跟在后面。其中在南昌市的影响力，《南晚》比《信报》要略胜一筹。
如果就一直这样走下去，《南晚》要想超过《江南》可能性也不大。
5年6月18日，一个“偶然”的错误，让江西报业史上最具改革精神的陈清华彻底退出了报业舞台，尽管他和当时的市委主要领导有同窗之谊，但在省里面强大的压力下，他这个社长之位仍然没保住。
有人说，《南昌晚报》在头版上把安惠君的照片误发成任长露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是一种无限上纲的陋习在作怪。
在江西，有关部门对报社失误的惩罚历来比任何省份都要严格。《信息日报》因为转载一篇“有问题”的报道，值班副总聂卫平被免职，地市某报因把江泽民的泽字写错，主要负责人也被免职。
而事实上，这只是一次“校对“错误，自从有报纸以来，世界上没有一家报纸敢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过“校对”失误，从法律的层面上讲，“校对”失误和故意歪曲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让我们来看一下其它报包括《人民日报》等一些媒体的“校对”错误。
年12月3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4版的文章标题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姓名错印成“温家室”，此事曾经在网上引起较大白癜风中药药方咨询白癜风治疗
